義和團的農民認為，洋人的眼睛之所以是藍色的，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倫理道德的結果。因而，洋人不是人。

中國人對洋人的鄙視，最初來自對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沒有見過真正的洋人之前，中國人曾經強烈地認為，除了中華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類似人的動物，中國人將他們稱之為“蠻夷”——地處文明邊緣的、愚昧野蠻的“人”。這些類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腦袋、小身子、三個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沒有五官，臉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會說人話，只會牛一樣地叫或鳥一樣地鳴。后來，外面世界的洋人真的來了，雖然他們組成人的各種器官與中國人沒什么兩樣，但是這些看上去還像人的家伙實在是丑陋不堪：蒼白并帶有紅斑的皮膚，紅色或者黃色甚至是白色的頭發(fā)，藍色、褐色或者是雜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窩，高高聳立如同某種鼠類尖吻的鼻子。這些特征無不證實著中國人的猜想：洋人與野獸很接近。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人始見大批洋人。一個名叫汪仲洋的文人用文學的筆法描繪了他初次看見的英國士兵：“鷹鼻，貓眼，紅胡，雙腿不能彎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睜開。”１５在鴉片戰(zhàn)爭中，雖然中國人倒下的多，洋人倒下的少，但是作為帝國的高級官員，兩江總督裕謙對英國人雙腿不能彎曲一事還是給予了證實，他在給帝國政府的奏折中說：“他們如果挨打，便會立即倒下。”１６

一八九四年在美國出版的由亞瑟·亨·史密斯撰寫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日本人譯為《支那人氣質》，中國人譯為《中華民族特征》，書中記述了史密斯在中國生活多年的體會：“許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受到周圍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種他人低賤、我自尊大的氣氛中。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tài)度，無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種尊重。即使中國人不輕視我們，也要處處表現出他們的屈尊，如在恩賜我們，這就是我們眼下的處境。”史密斯，美國傳教士，生于一八四五年，死于一九三二年，在十九世紀與二十紀交替的歲月里，他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年之久，與其他的洋人一起，他在中國飽受中國人的輕蔑。

中國人對洋人的服飾十分看不慣，認為他們的衣裝緊緊包裹在身上，顯然是沒有更多的布的緣故，于是永遠是一副寒酸的樣子。他們西服的巨大領口露出內衣，燕尾服在屁股后面開一個大縫，還釘著根本沒有用處的兩顆扣子。至于洋女人穿的那些有傷風化的衣服，就更別提了！洋人居然聽不懂中國話。任何一個洋人，如果聽不懂中國話，連中國的苦力都會看不起他。洋人常常看見中國女傭在哧哧地竊笑，原因是：“瞧，他們根本聽不懂！”——洋人聽不懂中國話，即是聽不懂人話。洋人沒有禮貌。他們不會作揖，不會磕頭，不會像“文明”人一樣走路不緊不慢地踱四方步，而是永遠匆匆忙忙的像沒頭的蒼蠅。一個據說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會見中國官員，中國人跑出來想看看洋人的豪華儀仗，結果只看見兩輛馬車和一個仆人，據說那個仆人還兼做廚師，中國人在極其失望之后就有了極度的蔑視。洋人不懂得生活的規(guī)矩：兔子一樣吃生冷的蔬菜，狼一樣吃生冷的肉。身體看上去蒼白得令人害怕，男人無論年齡大小都拄著拐棍，女人晴天白日的還打著雨傘。洋人們卷曲的頭發(fā)永遠別想編成一條像樣的辮子！他們沒有“男女授受不親”的概念，經常彼此摟抱在一起扭來扭去。他們還在公開場合放肆地親他們不認識的一個女人的臉蛋。洋人沒有孝敬父母的觀念，這也許就意味著他們每個人的來歷都不明確，因此他們眼睛的顏色很不正經。

洋人帶來的一些機巧的東西，也著實讓中國人不知說什么好。

馬蹄表、火柴、玻璃、洋布——問題不在于這些東西的實用性，而在于這些東西都傳達出一種難以言表的稀奇古怪的氛圍。中國人至今對外國的洋玩意兒依然備感新奇，但往往又用斜著的眼神將其視之為：洋里洋氣。

保齡球和桌球——一八八二年《申報》有《觀打彈記》一文：“打彈之戲向惟西人為之，華人有窺之者輒遭斥焉。今則華人亦皆能之。”保齡球為“大彈”：“大彈則心力俱準，一舉而擊倒十椿。”桌球為“小彈”：“小彈則曲折如意，一手而連數十。”但是，不管“大彈”、“小彈”，到了中國人手里，立即成為賭博的玩意兒。于是，多數中國人認定了這樣一條信念：洋人的玩意兒定會傷風敗俗。

電燈——中國人最初看見電燈的反應是恐懼：“創(chuàng)議之初，華人聞者以為奇事，一時謠諑紛傳，謂為將遭雷擊，人心洶洶，不可抑制。”１７但是，沒過多久，中國人就喜歡上了電燈。洋人在街上豎起了幾盞燈，中國人紛紛上街欣賞。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七日《申報》報道：“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無秉燭之勞，游觀燈之樂。行者，止者，坐與榻，倚于欄者，目笑而耳語者，口講而指畫者，洵可謂舉國若狂矣。”

讓中國人驚訝的還有西洋的照相術。一八八三年《申報》刊登《論引見驗看代以照相說》一文，主張將選拔官吏時被選拔者須親自赴京“驗明正身”，改為政府查看被選拔者照片即可，說這樣可以杜絕官場上的行賄受賄。結果，一個參加選拔的候補官員認為，既然讓交照片，交上一張就是了，于是在街上買了一張洋人印刷的美女照片送了上去。奇怪的是，他被帝國政府選中了?！锻麴η涔P記》曰：“前者某部試錄事，試日，印結之外須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檢之，乃有一女照片，大驚，然其人已取矣。復試日，俟其人至詰之，直認為彼所交者，且曰：‘吾平生未照相，而此間乃須此，期又迫，姑購諸肆，烏知其為男歟女歟！’”。

洋車的輸入，令中國人的心緒更加復雜。一八七四年中國報紙就有廣告：“有外國小車出賃”，“客商欲坐者，請至本行雇用”。所謂“外國小車”，就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人力車，中國人俗稱“洋車”。此車膠皮兩輪，需人拉，車夫快跑如飛，風雨無誤，百年之內一直是中國城市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來到中國的洋人無不坐此洋車。中國也從此多了一個平民行業(yè)，此行業(yè)百年來養(yǎng)活了不少中國貧民，還養(yǎng)活了不少賣文度日的中國文人——那些乘坐洋車的洋人，指路時用文明棍敲著中國車夫的氈帽，催促車速時用腳踹中國車夫的后脊梁，種種列強行徑已經成為近代中國文學寫不盡的傷感素材。但是，洋人無論如何是低賤的，他們就是把中國車夫的洋車砸了，中國人在骨子里還是這樣認為的，一部著名話劇中的一句著名臺詞可以為證：以裝神弄鬼為業(yè)的窮極潦倒者唐鐵嘴，在向國人演示他是如何把英國人造的海洛因放在日本人產的松軟的煙卷中時說：“東洋的煙卷，大英國的白面，洋人們一塊兒侍候我一個，這不是福氣？”——這部著名的話劇就是在中國久演不衰的《茶館》。

從帝國的官員到帝國的農民，對洋人鄙視的觀點驚人的相似：“非我族類，其人必異。”因此，對于洋人的一切，中國人向來是傾向于剔除的。大學士倭仁，為避免在與洋人接觸的總理衙門“上班”，故意從馬上摔下來而請長假，當朝廷免除了他的職務后，他的摔傷“豁然痊愈”。不愿意“侍候”洋人的另一個帝國官員，是同樣需要在總理衙門“上班”的鄧承修，他上奏朝廷堅決要求免去自己的職務，說寧愿戰(zhàn)死疆場也不愿與洋人打交道。大學士徐桐——以后大清帝國悲慘歷史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是一個極端厭惡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東交民巷的旁邊，于是他每天上朝寧可從后門出去繞遠路，也不愿意從洋人的使館門前經過。后來，他干脆把自己府邸的大門用磚頭堵上，并在門上貼上了這樣一副對聯(lián)：望洋興嘆，以鬼為鄰。一八六０年，洋人的軍隊攻打北京，親王僧格林沁把聯(lián)軍的二十多位代表騙到他的衙門府里捆了起來，三天不給飲食，審問的時候還發(fā)出手諭讓百姓前來觀看。帝國的官員官服整齊，脖子上掛著朝珠，左右衛(wèi)兵均挎刀執(zhí)戈，再把洋犯人帶上堂來。聯(lián)軍的代表剛一提出抗議，僧格林沁就用熱煙袋鍋子敲擊他們的腦袋，讓他們按照天朝的制度跪下。這二十多個洋人的槍支、勛章和馬鞍等物件，被親王一一“繳獲”運往頤和園展覽，展覽的地點是一個名為“光明正大”的殿堂。

中國民間對于“侍候”洋人的中國人，給予了極大的鄙視，認為“通曉洋務者”多是些市井無賴；而那些充當駐外公使的中國人，則都是“令人齒冷”的沒有骨氣之人?！肚宕笆贰酚涊d，某君奉命出使外國，有人質問：“好好一個世家子，何為亦入洋務？”一位官員跟隨帝國駐俄公使出使，臨行時親友們?yōu)樗T行，宴會上這個官員竟然“向之垂淚”，說此宴會無異于易水送荊柯。郭嵩燾是帝國外交史上著名的駐外公使，當年他奉命出使英國時需要招募十幾個隨從，舉國上下竟然沒有一人報名。他從英國卸任回來，乘船返回湖南家鄉(xiāng)探親，“湘人見聞大嘩，謂郭沾洋人習氣，于是大集明倫堂，聲罪致討，并焚其輪，郭噤不敢問”。１８在普通中國人的眼里，一個回到國內的駐外公使不但應該受到聲討，而且連他乘坐過的船也要被燒毀，他簡直就不是中國人了，而是一個道德淪喪并帶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對于帝國的農民來講，他們看到的洋人僅僅限于外國傳教士。

十九世紀末，在大清帝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約有三千二百多人，他們建立教區(qū)四十多個，教會六十多個，而入教的中國教民已達八十多萬。這些教民入教的原因幾乎都涉及吃飯的問題。只是，中國教民中也確實有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動機有點問題，因為他們看到無論是平民還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勢力，所以認為只要入了外國的教會、當上上帝的仆人，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山東郯縣神山堡有個做小生意的農民叫楊清賢，他解雇了一個行為不軌的小伙計王方凱，王方凱隨即入了洋教，從此到處搶吃騙喝。為報被解雇之仇，他把楊清賢的一頭驢推到井里淹死了。楊清賢告到縣衙門，因為證據明確，縣衙門把王方凱拘捕了。誰知道，縣令還沒來得及審問，傳教士戈衛(wèi)德就找上衙門，說衙門抓的是他們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誠的基督徒放了?？h令立即把王方凱無條件釋放了。楊清賢到縣衙門責問，縣令說：“沒有辦法，硬不過洋人。”楊清賢問：“我的驢怎么辦？” 縣令說：“你看著辦吧。”楊清賢回到村里時，王方凱正帶著一伙教民拿著棍棒堵在村口漫罵，于是楊清賢就“看著辦”了：他找到義和團，一把火燒了教堂，趕走了外國傳教士。

類似事件在山東、河北兩省屢見不鮮，史料統(tǒng)稱為“民教不合”。所謂“民教不合”，實際上就是教會與不信教的帝國農民的沖突。因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傳教士，都享有“治外法權”，即使觸犯了中國刑律，帝國的各級政府也無權過問，一律得交給教堂處理。而那些入教中國教民，在教會的袒護下，猶如洋人一樣享有同等特權。于是，在義和團已經形成勢力的時候，帝國農民要“滅”的實際上就是他們——“天遣諸神下界，借附團民之體，滅盡洋人教民。”

一九００年，激起帝國農民憤怒的首先是德國人。

十九世紀的結束，同時也是大英帝國黃金時代的結束。隨著世界各國軍力的逐漸發(fā)展，“日不落帝國”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唯一力量了。非洲正在進行著布爾戰(zhàn)爭，英軍被當地的土著農民打得到處躲藏；而在那些已經飄揚著英國國旗的“托管”地，殖民地管理的混亂和當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經奄奄一息的維多利亞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現的水災和教派間的沖突、經濟瀕臨崩潰的西印度群島、熱病流行的尼日爾地區(qū)以及烏干達、蘇丹、錫蘭、香港，還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亞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美拉尼西亞群島等等——英國人把象征歐洲文明的鐵路和橋梁帶去了，但是，“托管”地內的農民依舊延續(xù)著他們原始的耕種、打魚和采椰子。“日不落帝國”走向下坡的趨勢已經顯露，這讓所有的西方人蠢蠢欲動。

德國人感覺良好。就當時的國家實力來講，德國的工業(yè)產值為世界第三，全球貿易額為世界第二。德國國會剛剛拒絕了英國首相“建立英德軍事聯(lián)盟”的建議，原因除了德國公眾對英國的普遍敵意之外，還有德國國會議員們“暴風雨般的”抗議。德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加快發(fā)展海軍艦隊的法案，這個法案向全世界昭示了德國人主宰世界的決心：無論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德國在爭奪中國方面不能落到別國的后面！于是，當德皇獲悉兩個德國傳教士在中國山東被農民打死時，興奮異常，他立即派遣艦隊向中國進發(fā)——十九世紀入侵中國的西方列強，無時不刻不在為他們的入侵尋找借口。

山東，中國北方一個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島，在十九世紀最后的時刻，那里成為德國人在中國的“橋頭堡”。德國軍隊把德式鐵路、德式洋房、德式教堂帶到了山東，這一切連同在廣大鄉(xiāng)村里身穿黑色衣服的德國傳教士以及跟隨在傳教士身后信奉德語解釋的“上帝”的中國教民一起，形成了德國歷史上第一塊東方“屬地”的奇異風景。德國軍隊的到來，使在山東傳教的傳教士頓時有了一種“翻身”的感覺，原來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現在可以公開干了。“巨野教案”的起因，是巨野縣的二十一名傳教士參與了搜刮民財的行動，但是德國軍隊來了，不但沒有追究傳教士們的責任，反而逼迫大清帝國處理了幾個地方官員，并把幾個中國農民的腦袋砍了掛起來示眾。沒有什么比異族橫行在自己的土地上更讓中國人感到屈辱了，一個漢字都不認識的帝國農民卻懂得“亡國”這兩個字的意思，他們在走村串戶的說書人和戲班子那里知道了不少對抗異族入侵的悲壯故事，無論是“岳母刺字”還是“十二寡婦征西”，在這些帝國農民唯一能夠獲得的關于“失地”的歷史“教育”中，農民們可以想象到亡國后的景象，只要他能聽得懂瞎子藝人吱扭扭的胡琴聲和土臺子上臉譜后面發(fā)出的嗚呀呀的吟唱。

義和團殺洋人，在相當程度上是受了這種想象的刺激。

對此，帝國官員御史劉家模說：“方今天下強鄰虎視，中土已成積弱之勢，人心激憤久矣。每言及中東一役（中國和東洋日本的甲午戰(zhàn)爭），莫不愴然淚下，是以拳民倡議，先得人和，爭為投錢輸粟。倡始山東，盛于直隸，現傳及各省。”１９一旦帝國農民真的要“舉事”了，外國傳教士和教民們立即就沒了招架之力，而那些跟隨軍艦進入中國的洋人也只能縮在據點里，因為他們的數量和吶喊著的帝國農民相比猶如狂風里的一粒沙土。

義和團把他們要“滅”的人分為三等：洋人傳教士，被稱為“大毛子”；教民，被稱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稱為“三毛子”。這三者只要被義和團遇到，“殺無赦”。義和團殺人，與初期的隨便搶掠不大一樣——“多似鄉(xiāng)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于戰(zhàn)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只仇殺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