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此期間，除幫其兄周樹人翻看古書，抄錄《古小說鉤沉》外，還自己搜集山陰、會稽籍的同鄉(xiāng)著作及輯錄有關(guān)越中古文獻，以《讀書雜錄》為總題，在《紹興教育雜志》連載。周作人還對紹興古跡頗感興趣，不僅著文介紹，還撰文《論保存古跡》，呼吁珍愛文化遺產(chǎn)。周作人受其兄影響，還熱衷于金石拓本的收集，所收集者多珍品，價值很高。

周作人就是在賞玩古玩、追懷先賢，秉燭夜談，寫作翻譯的悠閑和孤寂中，經(jīng)歷了辛亥革命的潮起潮落。直到有一天，已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回紹興省親，再次與周作人不期而遇，才改變了周作人的命運。

周作人到京的第三天，雇了輛洋車，從山會邑館前往沙灘北京大學，訪問校長蔡元培，因車夫聽錯了浙江口音，拉錯了地方。第六次再去，校長外出仍未能謀面。蔡元培得知，翌日親自登山會邑館見周作人。告之，學期中間，難設(shè)新課，建議他先到預(yù)科任教。周作人猶豫中，蔡元培另有建議，讓他到北京大學附設(shè)的國史編纂處擔任編纂之職，月薪一百二十元。周作人就這樣留在了北京。張勛復(fù)辟前后，周作人剛剛到國史編纂處工作一個月，一日突發(fā)高燒不退，疑為猩紅熱，最后確診為麻疹，虛驚一場。經(jīng)歷全過程的兄長周樹人，以此素材寫成小說《兄弟》。

周作人到北大后，與陳獨秀、胡適保持一定距離，只在文學改革的某些觀念上彼此相互支持。用周作人后來的話說，這是“交淺”，而不妨“言深”。他最投合者，當屬劉半農(nóng)。他們第一次謀面，是在劉半農(nóng)暫居的與教員休息室相連的一間房子里。劉半農(nóng)后來在《記硯兄之稱》中描述了當時見面的情景：“余已二十七，豈明已三十三。時余穿魚皮鞋，獨存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眲朕r(nóng)文筆極好，寥寥幾句，便將二人的形神活脫脫寫出。不過“上海少年”與“俄國英雄”一見傾心，卻很有趣。當然，兩位江南才子早就互慕彼此的灼灼文才，才有惺惺相惜。

周作人筆下“頭大，眼有芒角”的奇才劉半農(nóng)，11歲在家鄉(xiāng)江陰翰墨林小學讀書。1907年以第一名就讀常州府中學堂，后因與同學瞿秋白等參與學潮，被開除。辛亥革命爆發(fā)，劉半農(nóng)與二弟劉天華參加本地革命團體，后又赴清江參加革命軍，任文書與英文翻譯。1912年初與二弟劉天華到上海，入開明劇社，任編劇兼演員。為生存，劉半農(nóng)成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家。經(jīng)陳獨秀引導(dǎo)，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1916年10月，《新青年》二卷二號發(fā)表以劉半農(nóng)署名的《靈霞館筆記》。

周作人正是讀到《靈霞館筆記》，方了解劉半農(nóng)的。他以為，原是些極普通的東西，經(jīng)劉半農(nóng)之妙手安排組織，卻成精妙的散文，很佩服他的才智。在與劉半農(nóng)接觸中，感到他雖有革新之志，卻在談吐間流露出文人的幽默靈性以至于玩笑的一面。周作人正是由此認識了劉半農(nóng)靈魂“真”的一面，即——“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卻是天真爛漫，對什么都無惡意。”

除劉半農(nóng)外，周作人與錢玄同也是終生不渝的文友。這三人，錢玄同偏激，劉半農(nóng)活潑，周作人平和。周作人評價錢玄同時說，“若是和他商量現(xiàn)實問題，卻又是最普通人性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周作人《錢玄同的復(fù)古與反復(fù)古》）。錢玄同與劉半農(nóng)見面就抬杠。劉半農(nóng)說：“我們兩個寶貝是一見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曾作打油詩：“聞?wù)f杠堪抬，無人不抬杠。有杠必須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還是我扛。請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

每當錢、劉大抬其杠，鬧得面紅耳赤之時，周作人總是在旁微笑傾聽。文人間的斗嘴，常常妙語連珠，趣味無窮，其學養(yǎng)和性情盡在其中，聽者何嘗不是一種享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