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久，百花尚未綻放，百家也未爭鳴，一場殘酷的被毛澤東譽為“陽謀”引蛇出洞的“反右”斗爭，將知識分子打入了萬劫不復(fù)的地獄，從此代表民族良知和理性的知識分子，集體失聲。

毛澤東關(guān)于二十年后重新全面評價胡適的許諾，至1974年非但沒有兌現(xiàn)，接著毛澤東發(fā)動的更瘋狂的革文化之命的“文革”風(fēng)暴，將共和國推向危險的邊緣，知識分子遭受了更深重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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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歲尾，以德國戰(zhàn)敗，協(xié)約國勝利的結(jié)局，結(jié)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辭去《申報》駐京記者之職的邵飄萍，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京報》上，以顯著的位置刊登了這條震驚世界的特大喜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令千瘡百孔的中國，得以舒口長氣。在各派政治勢力進行新的角力的同時，北京知識界首先激動起來。

11月14日，一個叫歐戰(zhàn)協(xié)濟會的團體，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集會游行，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學(xué)校的近三萬師生，浩浩蕩蕩擁向東交民巷，然后折返至天安門遠沒有后來廣闊的廣場集會。北京各界公推北大校長蔡元培擔(dān)任大會主席，主持集會演講，協(xié)約國之美、英、法等國公使，都在發(fā)言中，表達了喜悅之情。

集會接連兩天，演講繼續(xù)兩日，市民傾城而至，場面節(jié)日般熱鬧。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跟著《京報》主筆、北大新聞學(xué)研究會導(dǎo)師邵飄萍，擠進人群采訪。當日，蔡元培、李大釗等社會名流，也分別在中央（中山）公園等地，向民眾發(fā)表演講。

蔡元培身著灰布長衫，微笑著演講《黑暗與光明之消長》，邵飄萍和毛澤東等人在人流中快速地記錄。

在另一處，李大釗演講《庶民的勝利》，他圍著毛線圍巾，操著濃重的樂亭鄉(xiāng)音，朗朗地陳述俄國十月革命的意義。邵飄萍、毛澤東等來得稍晚了一些，但李大釗充滿激情地肯定俄國人所選擇的道路的宣講，還是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年輕的毛澤東的思想頗為龐雜，腦子里還充斥著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權(quán)思想及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

邵飄萍當時是個有正義感的自由主義的報人。遵循無黨無派，不以任何特殊勢力集團為后臺的政治原則辦報。他在《京報》創(chuàng)刊時寫的《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確指出：“必須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敝鲝埿侣勛杂珊驼鎸?，“凡事必力求實際真相，以‘探求事實不欺閱者’為第一信條”。將《京報》定位為民眾發(fā)表意見的媒介，于是得到讀者的信任和喜愛而異軍突起。

后來，邵飄萍在《京報三年來之回顧》一文中說：“ 《京報》每順世界進步之潮流，為和平中正之指導(dǎo)。崇拜真理，反對武力，乃《京報》持論之精神。出版不數(shù)日，頗蒙內(nèi)外各界贊許，在言論上已占相當之地位?！?/p>

章士釗曾贊許《京報》：“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聲音顏色以行。”足見《京報》言論影響之大。相形之下，當時的上?！渡陥蟆贰稌r報》，則因在政治上趨于保守，和《京報》形成鮮明對照。著名報人狄楚青膽子小，認定邵飄萍是個冒險人物，常常不敢刊發(fā)他的文章，而史量才，有才無量，硬說邵飄萍辦《京報》勢頭勁健，“要壟斷上海新聞”。當然，平心而論，史量才和狄楚青等老報人在幽暗的歷史長夜里，對中國新聞業(yè)的建設(shè)發(fā)展有過卓越的貢獻，他們又分別在不同年代慘遭殺戮，讓百年言論史籠罩著一種悲愴的氣氛。但這些有良知和正義感的老報人，前仆后繼，從未放下手中的筆，低下有報國理想的知識分子的頭顱，一次次秉筆直書，掀起輿論的波瀾，給中國的言論史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