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36年后去西班牙的知識分子的處境，他們對共產(chǎn)黨人或佛朗哥主義者聯(lián)盟的一舉一動看得太清楚了；這是民族復(fù)興的理想主義者的處境，他們近距離目睹了賴伐爾（Laval） 皮埃爾·賴伐爾（1883—1945），法國政治家，“二戰(zhàn)”期間通敵者中的代表人物，1942年出任維希政府總理，1945年解放后被以叛國罪處死?！g注和貝當搞的那場“民族革命”；這是抵抗者的處境，他們觀摩了隨法國解放而來的秋后算賬，既不完全又摻了私利，且往往有失公正；這是共產(chǎn)黨同路人的處境，他們使勁忍氣吞聲，幫社會主義祖國的大審判和古拉格說話；這是反殖民主義作家的處境，他們費盡唇舌，為推翻了一個帝國的另一個獨裁而窳敗的帝國開脫；同時，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義者” 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他把美蘇列為第一世界，把擁有較強經(jīng)濟實力的工業(yè)化國家列為第二世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列為第三世界。他認為兩個超級大國是造成世界動蕩不安的主要因素，強調(diào)要依靠第三世界，聯(lián)合第二世界，組成廣泛的國際反霸統(tǒng)一戰(zhàn)線，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主要敵人。該理論傳出后，法國及歐洲有一部分左派分子便狂熱地以無條件支持第三世界的民主人士自居?！g注的處境，他們強迫自己去理解中國發(fā)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波爾布特統(tǒng)治下的柬埔寨的意義，證明它們的行動實屬正義。

我以知識分子為題，是因為他們對法國深有影響，也是因為政治參與興起之后，道德義務(wù)最容易與知識分子聯(lián)系在一起，而他們本人也強調(diào)選擇——以及那些被稱為“選擇”的決定——的倫理維度。不過，以政治責任感的名義效忠于一個團體或政治對象，久而久之傷害乃至完全破壞了每一種特殊的道德責任感，放棄個人判斷和主觀能動性，并非知識分子獨有的弊病。同樣的危險也橫陳于其他人面前：政治家、公務(wù)員、士兵、教師、學生，在那段歲月里都難幸免。

然而，我所考察的這整個時期盛行一種特別知識分子化的不負責任，它在戰(zhàn)后的數(shù)十年間達到了頂峰。它與知識分子的公共抉擇或由此陷入的道德混亂無關(guān)，卻與“知識分子”這一行本身，與學者、作家、小說家、新聞記者等等選擇思考并盡力去理解的東西有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