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天，我進了干校，被分配到據(jù)說是專打硬仗的“先鋒連”大田班。趕上插秧時節(jié)，正是夏天最熱的時候。我們凌晨4點鐘起來，睡眼惺忪地走向秧田。到了地頭，鞋襪一脫，就光腳踩進秧田。清晨還不熱，但我很怕水田里的螞蟥和水蛇。螞蟥是偷襲高手，防不勝防，不知什么時候，腿上就吸上了幾條，用手硬拽是不行的，得突然一拍，或者用火燒，對它也來個突然襲擊，讓它受驚才能把它請走。即便這樣，它也早就“酒足飯飽”，在人腿上留下一個血洞揚長而去。公平地講，水蛇要溫和得多。水蛇毒性不大，似乎從不主動攻擊人。盡管如此，但它給我?guī)淼目植栏袇s比螞蟥厲害得多。

就這樣，我一邊拔秧、插秧，一邊還得提防螞蟥和水蛇的襲擊，開始的一段時間里，尤其顯得心力交瘁。我有關(guān)節(jié)炎，這時也犯了，半條腿長時間泡在水里，腫了起來，痛得厲害。但在水田里勞動，關(guān)節(jié)的活動量還格外的大，尤其是插秧整天要彎著腰。每天收工回來，就覺得腰快要折斷了。

據(jù)說現(xiàn)在西方白種婦女都想讓自己的皮膚曬黑，以黑為美。我的皮膚較白，自我感覺也很好，到了干校，思想改造的成果之一，就是我發(fā)現(xiàn)皮膚白是一種“丑”，因此很想把皮膚曬黑。在這一點上，干校的審美趣味和現(xiàn)代西方婦女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西方婦女想要“黑皮膚”，是為了暗示自己富有的生活方式。我們似乎正好相反：皮膚曬黑，才能證明你在陽光下進行了足夠繁重的體力勞動，才能接近勞動人民的“本色”。為了曬黑自己的皮膚，我下過不少工夫。當(dāng)時，許多學(xué)員的皮膚都曬得很黑，仿佛來自非洲部落，讓我羨慕。我的皮膚很討厭，怎么也曬不黑，陽光下呆了一天，臉曬紅了一點，可一覺醒來，又恢復(fù)原狀，在人群里很突出，造反派看著也不順眼。我很生自己皮膚的氣，為此有意多曬太陽，渴望出現(xiàn)勞動人民“本色”?？墒呛苓z憾，好像我這個人天生就喜歡對抗改造，思想上愿意接受改造了，可是皮膚卻很固執(zhí)。

干校還有一個特殊的鍛煉項目：炊事班里每個人都要學(xué)習(xí)殺豬，女性也不能例外。至于我，他們雖然知道我害怕殺豬，但上級有精神：鄧在軍需要“加倍”改造，因此，當(dāng)然更應(yīng)該被列入屠夫的名冊。

殺豬的人員名單已經(jīng)提前排了隊。排在我前面的屠夫，是搞攝像的鄭宏宇，小伙子二十來歲，長得很精神，攝像技術(shù)也很高明。但顯然，殺豬刀和攝像機是明顯不同的兩種東西。鄭宏宇聽說排到他殺豬，嚇病了。于是，我被提前輪到了。我很害怕，但我一向要強。心想，別人能干，我也能干。于是揉面的時候，我拿刀不停地往面里頭捅，提前練習(xí)殺豬動作。可是我又想，豬皮不是面，那么厚，我哪兒捅得動呀？司務(wù)長挺好，安慰我說：沒關(guān)系，我們會把豬給你電暈，然后捆起來給你殺。我就請教具體方法，他又指點了下刀的部位，告訴我刀捅進去以后要絞一下。

那天殺豬時候一到，該我上場了。他們已經(jīng)把豬的腿綁起來了，電暈了沒有我不知道，就讓我動手。我又忘了具體操作方法，有人告訴我：把豬頭抱上!我就把豬頭緊緊抱住，然后在人們指點下，一使勁兒就把刀捅進去了。忽然想起司務(wù)長的囑咐，猛地把刀絞了一下，血便從刀口里汩汩地流出來。這時，炊事班的劉廣全——我們臺的轉(zhuǎn)播科科長過來了，他說：“哎喲，小鄧，快拔啊，你怎么不拔刀??？”我問他往哪兒拔，他說往外拔。我用力往外使勁兒，唰地一拔，也忘了劉廣全就站在旁邊，鋒利的刀刃差點割著他的脖子，嚇得他直往后退。又有人叫了起來：“鄧在軍，你還抱著個死豬腦袋干什么!”

我趕忙扔開抱在懷里的帶血的豬腦袋。豬咽氣了，我也終于當(dāng)了一回屠夫，完成了干校布置的一項特殊“政治”任務(w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