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八至一九〇九年間，因為偶然的機緣，已告流產(chǎn)的《新生》計劃陸續(xù)以別種形式實現(xiàn)，盡管未能取得周氏兄弟所期待的成功。——且按下這一話頭不表，先說其間發(fā)生的另外一件相關(guān)的事：一九〇八年夏天，他們開始聽章炳麟講學(xué)。“這事是由龔未生發(fā)起的，太炎當時在東京一面主持同盟會的機關(guān)報《民報》，一面辦國學(xué)講習(xí)會，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學(xué)講堂定期講學(xué)，在留學(xué)界很有影響。魯迅與許季茀和龔未生談起，想聽章先生講書，怕大班太雜沓，未生去對太炎說了，請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報社另開一班，他便答應(yīng)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許季茀和錢家治，還有我們兩人，未生和錢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萊，都是原來在大成的，也跑來參加，一總是八個聽講的人。民報社在小石川區(qū)新小川町，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xué)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fā)揮新義，干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太炎對于闊人要發(fā)脾氣，可是對青年學(xué)生卻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一點泥鰍胡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里的哈喇菩薩。”[1]

對周作人來說，這仍是一種語言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英文以及此后學(xué)習(xí)古希臘文，為他開辟通曉西方文化之路；學(xué)習(xí)日文，開辟通曉日本文化之路；聽章炳麟講學(xué)，則使周作人得窺中國文化的神髓。他曾說：“魯迅對于國學(xué)本來是有根柢的，……現(xiàn)在加上文字學(xué)的知識，從根本上認識了漢文，使他眼界大開，其用處與發(fā)見了外國文學(xué)相似。”[2]這話也可以用來說他自己。得到國學(xué)大師真?zhèn)?，兄弟二人于此造詣甚深；是以多年后與章士釗、陳源等論戰(zhàn)時，才會那么輕蔑對手。至于當下直接的作用，則體現(xiàn)于文章之中，無論寫作還是翻譯。即如周作人所說：“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diào)，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后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錢》曾登在《民報》上，請?zhí)紫壬催^，改定好些地方。”[3]這在當時，明顯帶有反清排滿的民族革命色彩。——后來他有所說明：“革命精神的懷古，是一種破壞現(xiàn)狀的方便，與對于改革而起的反動的保守的運動很不同，譬如希臘復(fù)活古語，貌似復(fù)古，其實卻在驅(qū)逐闖入的土耳其語。中國革命以前的復(fù)古思潮也如此，與革命后的反動的復(fù)古完全是兩樣的；所以我們對于被壓迫民族的懷古的思想要能客觀的理解他，不可將他認作民族的傳統(tǒng)精神。”[4]周作人的復(fù)古立場，前后堅持了將近十年。除此之外，他還講到一層：“我總覺得受了不少影響，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復(fù)古或者也是一種，大部分卻是在喜歡講放肆的話，——便是一點所謂章瘋子的瘋氣。”[5]此即傳承了浙江“深刻”一脈文風(fēng)，對他自己身上的“叛徒”或“流氓鬼”不無啟發(fā)作用。民報社聽講的同學(xué)中，錢玄同、朱希祖、許壽裳等，將來繼續(xù)出現(xiàn)在周作人的世界里，有的還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十年后錢玄同逝世，周作人所寫挽聯(lián)有云：“同游今散盡，無人共話小川町。”[6]

周作人說：“魯迅計畫刊行文藝雜志，沒有能夠成功，但在后來這幾年里，得到《河南》發(fā)表理論，印行《域外小說集》，登載翻譯作品，也就無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編，專載評論，后者乃是刊載譯文的乙編吧。” [7]為《河南》雜志所寫文章，就明顯有著章式“文字上的復(fù)古”的傾向：“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民報》的影響。”[8]——關(guān)于此事緣起，周作人說：“可巧在這時候有我在南京認識的一個友人，名叫孫竹丹，是做革命運動的，忽然來訪問我們，說河南留學(xué)生辦雜志，缺人寫稿，叫我們幫忙，總編輯是劉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們于是都來動手，……”[9]計第一號有魯迅的《人間之歷史》，第二、三號有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第四、五號有周作人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第五號有魯迅的《科學(xué)史教篇》，第七號有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周作人口譯、魯迅筆述的藾息（Emil Reich）[10]作《裴彖飛詩論》（未完），第八號有魯迅的《破惡聲論》（未完），周作人譯亞倫坡作《寂謨》[11]、契訶夫作《莊中》[12]，第九號有周作人的《哀弦篇》。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13]，二人所寫多為長文。

編輯《河南》的劉師培，此前還曾主持《天義報》。一九〇七年下半年，周作人在這里發(fā)表過一些作品。其中以《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14]及兩篇《讀書雜識》[15]較為重要。《讀書雜識》列舉俄國斯諦勃鄂克（Sergei Mikhailovich Kravchinski，筆名S. Stepniak）[16]、匈牙利裴彖飛（Petofi Sándor）[17]等，實為魯迅《摩羅詩力說》及他自己的《哀弦篇》之先聲；而針對當時人們“競趨實質(zhì)”、“尤薄文藝”所說“吾竊以為欲作民氣，反莫若文章，蓋文章為物，務(wù)移人情，其與讀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為深久，莫能漶滅，故一書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間，使生種種因緣”，又系《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之雛形。《論俄國革命與虛無主義之別》介紹俄國克羅頗特庚（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有關(guān)虛無主義的解釋，也可以視為《河南》上“《新生》甲編”的必要補充。以后周作人將克氏列為對自己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之一，所看重的是“虛無論的意思實在只是中國所云無征不信，換句話說就是唯物的人生觀，重實證而輕理想”[19]。

通過給《河南》撰稿，以魯迅為主，周作人為輔，共同構(gòu)筑了一個思想體系，綱領(lǐng)即是《文化偏至論》中所說“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十年之后，他們藉《新青年》重在思想界發(fā)難，實系在此基礎(chǔ)之上，有所發(fā)揚光大。一九二五年魯迅出版論文集《墳》，將《河南》上自己的幾篇完整之作收入，表明繼續(xù)認可其中觀點；周作人則始終堅信“群眾就只是暴君與順民的平均罷了”[20]，也是脫胎于“任個人而排眾數(shù)”。當時二人所作，既相互呼應(yīng)，又相互補充，應(yīng)該是長久醞釀、反復(fù)切磋的結(jié)果?！赌α_詩力說》、《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和《哀弦篇》，著眼點都在“掊物質(zhì)而張靈明”這一方面。《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解決文學(xué)觀念的問題，這是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其位置當在《文化偏至論》與《摩羅詩力說》、《哀弦篇》之間。文章引述西方各家各派說法，可見作者視野廣闊——這一點此前在《天義報》上已有所顯現(xiàn)；而對于文學(xué)理論的特殊興趣，則使我們聯(lián)想到他后來的《人的文學(xué)》、《自己的園地》等。周氏自謂開有“文學(xué)小店”，應(yīng)該說由此揭幕。該文后半部分雖以林傳甲《中國文學(xué)史》為具體批評對象，矛頭卻指向在中國思想界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儒家學(xué)說，所言：“第吾國數(shù)千年來一統(tǒng)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頓，趣勢所兆，鄰于衰亡，而實利所歸，一人而已。及于今日，雖有新流繼起，似易步趨，而宿障牽連，終歸惡化，則無冀也。有志之士，生當今時，見夫民窮國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涕流言工商之不可緩，顧知謀一身之飽溫，遂不顧吾心之寒餓乎？又或呼號保國，言利權(quán)收回矣，顧知寶守金帛，而心靈桎梏遂不思解放乎？從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識者雖以為迂，而實則中國切要之圖者，此也。夫其術(shù)無他，亦惟奪之一人，公諸萬姓而已。文章一科，后當別為孤宗，不為他物所統(tǒng)。又當擯儒者于門外，俾不得復(fù)煽禍言，因緣為害。而民聲所寄，得盡其情，既所以啟新機，亦既以存古化。”正是《摩羅詩力說》所謂“攖人心”者也。

[1] 《知堂回想錄·民報社聽講》。錢玄同一九○八年七月二日日記云：“將《說文》札記玉部至丨部，又正部至行部錄出一篇，不明者多，一則積日太久，匈中彌覺糊塗，一則初抄時更外行也。好在不久尚要聽第二遍，再板再訂正矣。（有許季弗、周……等要聽講，趁暑假在民報社另班開講，余與龔、逖二人擬再旁聽。）”據(jù)許壽裳稱為時“不滿一年”（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致林辰信），周作人則謂“大約持續(xù)了有一年多的光景”。

[2] 《魯迅的青年時代》。

[3] 《關(guān)于魯迅之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宇宙風(fēng)》第三十期，收《瓜豆集》）。

[4] 《〈神父所孚羅紐斯〉附記》（一九二〇年九月十日《東方雜志》第十八卷第十七號，收《現(xiàn)代小說譯叢》第一集）。

[5] 《我的負債》。

[6] 《最后的十七日——錢玄同先生紀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實報》，又載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六日《宇宙風(fēng)乙刊》第八期，收《藥味集》改題《玄同紀念》）。

[7] 《知堂回想錄·〈河南〉——〈新生〉甲編》。

[8] 魯迅：《〈墳〉的題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語絲》第一百零六期）。

[9] 《魯迅的青年時代》。

[10] 通譯賴希。

[11] 收《域外小說集》時改題《默》。

[12] 收集時改題《戚施》。

[13] 魯迅：《〈墳〉的題記》。

[14]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天義報》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按清末民國報刊經(jīng)常脫期，致有“文章發(fā)表時間”反在寫作時間之前者，以下各章遇到此類問題，不另說明。

[15] 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五日《天義報》第七期，十月三十日《天義報》第八、九、十期合刊。

[16] 即斯諦普虐克，通譯斯捷普尼亞克。

[17] 通譯裴多菲·山陀爾。

[18] 通譯克魯泡特金。周氏又譯克魯巴金。

[19] 《關(guān)于自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宇宙風(fēng)》第五十五期）。

[20] 《北溝沿通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世界周報·薔薇周年紀念周刊》，收《談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