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自己的機會也是奉獻教育

張伯苓一方面不遺余力地為辦學到處籌款，另一方面，在外出辦事時，若不是因南開公事出差，絕不動用學校的一分錢，即是自己沒錢支付開銷，也都記在自己南開大學的賬上，待日后償還。1930年張伯苓被聘為東北大學董事，出差到沈陽。張伯苓考慮到國難當頭，拒絕了東北大學提供的報酬，把出差花費記在了自己的賬上。張伯苓到處為教育奔走，此類事情不勝枚舉，而他南開的賬目也積攢了兩千多元，以他給自己所定下的微薄工資，幾乎無力歸還。

1934年，民國政府成立“華北政務委員會”，張伯苓被選為代表之一。華北危機爆發(fā)后，委員會解散，各委員分得三千元車馬費。張伯苓稱自己“無功受祿，寢食難安”，拒絕接受。最后伉乃如想到一個辦法，以“華北政務委員會”黃委員長個人的名義，將這筆錢捐贈給南開大學，用這筆錢抵消了張伯苓在南開記下的兩千多元借款。

張伯苓在自己的生活上有著近乎苛刻的節(jié)儉。他經(jīng)常到北京出差，坐火車每次都是最低等的車廂，每次都住在一個胡同里的旅館，因為這里不但旅費一天只要一元，還提供每日伙食，又可以省下一筆錢。有一次，張伯苓走路去參加會議，會議結(jié)束后警衛(wèi)員問他車號是多少，張伯苓隨口回答“11號”，警衛(wèi)員到處都找不到，張伯苓笑著說：“我是兩條腿的11號。”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作為校長，既要籌到錢，又要找到人。張伯苓一向尊重人才，知人善任，并且給予自己所用之人足夠的權(quán)力。伉乃如、孟琴襄、華武晴、喻傳鑒是南開學校有名的“四大金剛”，他們都曾經(jīng)在南開接受培養(yǎng)，最后又回到南開大學，并終身服務于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給教師提供的待遇不高，但仍舊有一批優(yōu)秀人才前來投奔南開，因為他們相信張伯苓的辦學理想與熱情。何廉教授從美國耶魯畢業(yè)回到國內(nèi)，同時接到了南開大學與上海暨南大學邀請，他最終選擇了薪水較低的南開大學，一是出于北方教育事業(yè)的需要，二是他被張伯苓辦學的精神所感染。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是南開大學的校訓。張伯苓在1934年南開成立三十年校慶紀念會上提出了“公、能”二字為南開校訓，“惟公，故能化私，化散，愛護團體，有為公犧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jié)合作，有為公服務之能力。”后來又變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張伯苓希望學生在“公、能”之外，還要不斷接受新事物，并且成為新事物的創(chuàng)造者，既能趕上時代，又要走在時代的前列，為社會謀進步，為公眾謀幸福。

預則立，不預則廢

張伯苓經(jīng)常告誡學生，預則立，不預則廢。在華北局勢日漸危急的時候，張伯苓考慮到一旦華北有變，學校必定難保，于是打算在南方開設南開分校。他派人出去考察，最終分校地址選定了重慶。1936年9月，張伯苓在重慶創(chuàng)辦的“南渝中學”招生200人，正式開學。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日軍在天津發(fā)動“七?二八事變”，用炮火猛擊南開大學，張伯苓曾經(jīng)的擔憂變成了殘酷的現(xiàn)實，南開大學在炮火中被夷為平地。張伯苓當時身在南京，對記者說：“教育救國，苓之夙愿，此身未死，此志不泯。敵人所能毀者，南開之物質(zhì)；敵人所不能毀者，南開之精神，南開同仁將因此愈益勤奮?！睆埐邽閲範幍降椎木窀腥玖巳袊?，蔣介石對張伯苓說：“南開乃為國家而犧牲，有中國必有南開?！秉S炎培也發(fā)表文章支持張伯苓，聲討日本摧毀文化的卑劣行徑。

巍巍南開精神

南開校舍被毀后，位于北平的北大、清華等學校也都無法開學。最終三校南下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一個月內(nèi)便恢復了正常上課。然而長沙也很快面臨日軍的威脅，三校不得不轉(zhuǎn)移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聯(lián)合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