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直所言大體不差，但顯然不夠深入和全面，具體細節(jié)上與事實還有出入，如當時的馬衡并未出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他被拒于中研究史語所大門之外，似乎與蔡元培沒有多大關(guān)系，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戲。在詳細敘述是非恩怨之前，不妨先看一下馬氏的簡歷和學術(shù)背景： 

馬衡（1881－1955年），字叔平，浙江鄞縣人。早年在南洋公學讀書，曾學習經(jīng)史、金石諸學。精于漢魏石經(jīng)，注重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1922年被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導師，同時在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兼課。1924年清遜帝溥儀出宮后，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員會”，參加點查清宮物品工作。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后，曾兼任臨時理事會理事、古物館副館長，1926年12月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常務委員。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管故宮博物院時，曾受接管代表易培基的委派，參與接管故宮博物院的工作。1929年后，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1933年7月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主持院務，1934年4月任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箲?zhàn)期間，主持故宮博物院西遷文物的維護工作?？箲?zhàn)勝利后，主持故宮博物院復員與西遷文物東歸南京的工作。北平解放前夕，為確保故宮建筑與文物的安全，曾堅守院長崗位，并與社會名流呼吁當局避免戰(zhàn)火，保護北平文化古城。 北平解放后繼續(xù)留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52年，調(diào)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年3月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7]

說張光直之論大體無錯，是因為他顧及到了現(xiàn)實的一面；說他有偏差和不夠深入之處，是其拋開歷史的深層淵源，只就事論事，結(jié)論難免浮泛和片面。凡論一事，不能不觸及歷史的遺傳，只有沿著歷史根源和脈絡(luò)尋找下來，現(xiàn)實的事才能有一個較為全面而切實的解釋，由其像這類牽涉人際關(guān)系的事更是如此，有一些個人恩怨糾纏幾輩子甚至十幾輩子都扯不清——這個說法是大多數(shù)人都能同意的。當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掌門人是傅斯年，傅是個什么樣的人呢，用蔡元培之后出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的話說，則是為人做事“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zhí)筆為文“目空天下士”的人物，一生所佩服之人也就蔡元培與胡適等少之又少的幾位，其他人皆不放在眼里。但在具體事務和人事安排上，他又公開說過蔡和胡遠沒有自己有能力和有辦法，比如辦北京大學就是一例。195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慶祝建校五十二周年，曾當過代理校長的傅斯年在演講中，對蔡元培、蔣夢麟、胡適三位校長做了公開評點，并放言道：蔣的學問不如蔡元培，辦事卻比蔡高明。我的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很多，“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傅斯年走下講臺之后，蔣夢麟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傅聞罷笑著溜之乎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