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曾出任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杜正勝又結合當時的背景作了進一步引伸與推理，他重提1979年夏鼐在記述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產(chǎn)生時所說的一段話：“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學教授，另一位是年輕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fā)掘經(jīng)驗的歸國留學生。蔡元培院長選擇后者，后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夏鼐所說的金石學教授當是馬衡，而年輕學者自然是指李濟。對于這一說法，后來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長，繼爾成為臺灣阿扁當局“教育部長”的杜正勝認為：“夏鼐雖在史語所工作過，唯其生也晚，對創(chuàng)所的歷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語所成立時的運作，成員不是院長選的，故多想象之詞。史語所設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學術，不是要找聞名的老教授來裝點門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濟給傅斯年的信談董作賓第一次安陽發(fā)掘，提到‘北大馬叔平曾間接表示欲參加此事’，探問傅的可否?？梢娛氛Z所一成立，馬衡就想加入。過了快一年，馬衡同時寫信給傅斯年、李濟與董作賓，正式提出參加考古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絕，李濟向傅報告他與董作賓商酌過，完全贊同傅的決定。他說‘彥堂已擬以極客氣信致馬叔平，弟亦將客氣地回復他’。這無關乎人事傾扎，而是對知識的態(tài)度和追求知識方法的歧異；如果說是門戶，那也是‘道’不同的緣故。”         

杜正勝又說：“學問有新舊， 人有老幼，但二者并無必然關聯(lián)。傅斯年拒絕前輩學者馬衡（時年四十七歲）于千里之外，卻對另一前輩陳垣（時年四十八歲）歡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與陳寅恪那么竭誠歡迎陳垣，就是因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學術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預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問題，‘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陳寅恪語）。陳垣和史語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績斐然，可以讓歐洲和日本學者不敢輕視中國無人，故引為同道。” [17]杜正勝所說的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生于1880年(清光緒六年)。自幼好學，無師承，靠自學闖出一條廣深的治學途徑。在宗教史﹑元史﹑考據(jù)學﹑?？睂W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績卓著，成為世界聞名的史學大師，受到國內(nèi)外學者的推重。1922年胡適曾斷言：“中國今日無一個史學家”、“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而“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1933年4月15日，被胡適奉為“西洋治中國學泰斗，成績最大，影響最廣”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離開北京時，對前來送行的陳垣、胡適等人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shù)铎`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心執(zhí)事（指陳垣）為首屈一指。”[18]陳寅恪與伯希和盛贊陳垣之時，這位名滿天下的學術大師正在輔仁大學校長任上。盡管傅斯年等人歡迎之至，但陳垣終其一生都沒有跨進史語所的大門。盡管如此，在傅斯年或者陳寅恪等人的眼中，陳垣乃當之無愧的“預流”者，而馬衡顯然屬于“不預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