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創(chuàng)辦的史語所，雖沒有清末曾國藩創(chuàng)建的湘軍與李鴻章淮軍營制、餉章之獨特，但基本上沿襲了“兵隨將轉，兵為將所有”的舊習氣。除李濟、董作賓等幾位元老外，凡后來入所的青年學者不只是“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董作賓語），幾乎全部都經(jīng)傅氏之手選拔提攜。當年想進史語所的學者大有人在，馬衡遭拒之后，在史學界頗有些名氣，且自視甚高的蘇州才子、北大新潮社的參加者、燕京大學教授郭紹虞，曾毛遂自薦想到史語所找一把椅子坐坐，并講了自己一大堆研究成界如何偉大與在中國學術史上不可或缺等等，傅面對這位早年北大新潮社的同盟者，連眼皮都未眨一下，只把嘴一厥，大號煙斗往桌上一敲，便將此君視為不“預流”之輩而一口回絕。在李莊期間，梁思成推薦的燕大畢業(yè)生王世襄，赴重慶與傅斯年相見時，更是被傅氏看作上不了臺面之人。傅氏當著梁思成的面橫眉冷對，一句“燕大畢業(yè)生沒有資格到我們這里來”作了拒絕，并當場將王世襄轟出門外，弄得推薦者梁思成灰頭土臉，大栽面子。不僅如此，即是堂堂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之人，也屢屢遭拒。如1930年因“七十五歲老友專函介紹”的王君瑞；1931年薦介研治《戰(zhàn)國策》聞名的鐘鳳年；1932年介紹的“初交”蔡哲夫；1934年薦介以《中國詞學史》著稱的薛礪若；“于蠻源史籍致力頗勤”、“蒙文程度亦似可應用”的毛汶；由汪精衛(wèi)函薦，再由蔡氏親薦的吳向之；1936年薦介的傅之“北大舊同學”金毓黻等等，皆為傅斯年以“本所限于經(jīng)費”而“一時無法借重”為托辭，全部當作臭狗屎、不預流和烏煙瘴氣之輩關在門外。當時的蔡元培為尊重史語所或者說傅斯年的“人事獨立”規(guī)矩，或震于傅氏的霸氣，竟也干瞪眼看著事情泡湯而毫無辦法。 [20]

所謂道不同，不足以為謀，只要傅斯年認為來者與他心目中的“道”相同者，便設法攏絡到麾下，并加以“培植”扶持。如年輕一輩的陳盤、周法高、全漢升、張政烺、周一良、楊志玖、逯欽立、王利器、鄧廣銘、馬學良、李孝定、張秉權、王鈴、周祖莫、何茲全、王叔岷等等，無不是傅斯年親手招到史語所并“培植”成材的——盡管他們已不再是西洋的“海龜”。這一做法所產(chǎn)生的一個后果是，傅斯年成為被培植者的教父和老大，隨時隨地可操控、調配一切，并形成同曾國藩的湘軍一樣“兵隨將轉”的政治局面。一旦這個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聽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揮調遺，外人或外力就很難對這個半政治、半軍事化的集團發(fā)號施令了。當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國民黨軍隊戰(zhàn)場失利兵敗潰退臺灣之時，中央研究院所屬13個研究所多數(shù)不愿受命搬遷，只有一個史語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臺灣（另有半個數(shù)學所），其理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