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錢穆晚年的回憶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聯(lián)大時，交往最為緊密的是湯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輩。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顧頡剛，錢穆對顧一直抱有知遇之恩， 他之所以離開西南聯(lián)大赴成都協(xié)助顧，與顧頡剛的邀約有關，但也與那時校園的激進空氣有聯(lián)系。據(jù)錢穆自述：“自余離開聯(lián)大以后，左傾思想日益囂張，師生互為唱和。聞一多尤為跋扈，公開在報紙罵余為冥頑不靈。……凡聯(lián)大左傾諸教授，幾無不視余為公敵。”[6]這種情形，雖然發(fā)生在錢穆離開聯(lián)大以后，但可以想見，在他未離開以前，已經有了不少反對者，且對立面還在不斷擴大增長。當然，對錢穆深表同情者也大有人在，后來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就對錢氏說，倘若在昆明，當“可以誹謗罪將聞一多等人訟之法庭”。[7]正是由于各方面錯綜復雜的關系，錢穆接受了顧頡剛建議，辭去西南聯(lián)大教職，于1939年9月與顧氏一起離開昆明，赴四川成都齊魯大學任職去了。而這個時候，中研院史語所幾乎沒有人知道，顧頡剛已秘密和胡福林暗中建立了聯(lián)系，并拉胡氏一同入伙齊大了。

按照石璋如推斷，當胡福林得知中研院可能還要遷徙的消息后，“覺得未來難料，就與以前的老師顧頡剛聯(lián)系……顧的兼職很多，表面上不活動，可是實際上很活躍。北平研究院當時在黑龍?zhí)叮欘R剛住在龍頭村西北邊、隔金汁河就到黑龍?zhí)兜睦丝诖?hellip;…既然浪口村與龍頭村不遠，可能顧就與胡厚宣有聯(lián)系。”[8]可以想象的是，此時欲棄昆明赴成都的顧頡剛正需要人手以壯聲威，且齊魯大學又有加拿大傳教士、漢學家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收藏的大批甲骨需要整理研究。明義士原在安陽一帶傳教，借機收藏了一批有文字甲骨，1932年攜這批甲骨入齊魯大學任考古教授，并在校中辦了一個博物館收藏自己的部分甲骨。1936年明義士回加拿大休假，行前將收藏甲骨的大部分珍品打包秘密轉移到外籍好友麥克盧醫(yī)生住房的地下室中，中國人無一知曉。當抗戰(zhàn)爆發(fā)，濟南城陷之日，這批甲骨并未隨校遷到成都，帶走的只是一少部分零散甲骨。（南按：直到1951年夏，時任齊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林仰山，才向當局交出了一份關于埋藏地點的秘密地圖，這批甲骨珍寶得以重新面世。）對這一情形，在云南的顧頡剛并不知道，他誤認為明義士收藏的甲骨已全部隨遷成都，而胡福林在甲骨整理方面屬于內行，顧氏乃暗中拉胡氏入伙。胡福林出于個人利益考慮，與顧一拍即合，這才有了后來胡福林離奇出走，傅斯年盛怒之下發(fā)函于齊大追查質問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