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對陶淵明的這種理解，我才在本書中從存在論的角度闡釋陶淵明的生命境界，以及這一生命境界與其詩歌境界之間的關(guān)系。我的研究是在前人和今人有關(guān)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進行的，既受惠于古哲也得益于時賢。蘇軾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理解最為獨到深刻，他最先從存在論的角度論述這位偉大詩人：“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碧諟Y明這里為“古今賢之”的“真”不是倫理學上的“真”，也不是認識論上的“真”，而是他存在狀態(tài)上的“真”。蘇軾對陶淵明的論述在陶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陶淵明研究已由政治曲解和道德贊嘆，深入到對其存在境界的探尋?，F(xiàn)代對陶淵明闡釋最有深度的是梁啟超、魯迅、陳寅恪、朱光潛幾家，其中尤以魯迅、朱光潛影響最大。早在1935年朱光潛先生便借鑒溫克爾曼關(guān)于古希臘雕塑“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的觀點來闡釋陶淵明：“這里所謂‘靜穆’自然只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型藝術(shù)——常使我們感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淵明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此說雖稍嫌絕對和簡單，并因此曾遭魯迅先生批評，但無疑道出了陶淵明人生境界和詩歌境界的某種主要特征。幾年后他仍堅持己說：“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shù)的和諧靜穆?！彼@次的論述也比先前周詳縝密得多，《陶淵明》至今仍不失為一篇平實而又新穎、優(yōu)美而又深刻的典范性論文。魯迅先生對古今隱士的精辟洞見，對通過全集以見“全人”研究方法的強調(diào)，特別是對“渾身靜穆”說的尖銳批評，迫使我認真思考陶淵明是如何從“金剛怒目”變?yōu)椤胺浅Ｆ胶汀钡?？他何以能既不“遺忘和冷淡”“世事”而又能不“局促塵埃”？“世界上本沒有一個人能夠有持久的寧靜”，陶淵明同樣也不是天生的“非常和平”，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自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更不可能一直是“渾身靜穆”，他的心靈深處也有過貧與富的交戰(zhàn)、窮與達的煩擾、生與死的焦慮，他的“和諧靜穆”是他長期與靈魂搏斗的結(jié)果，他灑落悠然的生命境界來于他痛苦而獨特的存在體驗。這樣，我對陶淵明生命境界的特質(zhì)及其成因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當代大量有關(guān)陶淵明的研究成果也使我獲益良多。近幾十年學術(shù)界對陶集編年、?？薄⒆⑨層昧惹谑斋@也不少，此外，先后還發(fā)表了一系列卓有見地的論文和十幾部沉甸甸的論陶專著。我們時代對陶淵明理解的多樣性，正標示了我們時代精神生活的豐富性，它們或從正面給我以啟示，或從反面激發(fā)我思考。

我當然希望自己的闡釋能切近歷史上真實的陶淵明，但同時我也明白自己是在特定的語境中接受陶淵明的，對他的理解因而有著自身的歷史性，這包括不可避免的作為前理解的先見，和可以而且應該避免的屬于個人個性及知識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