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陶淵明自然不可能一輩子總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與“天地同流”或“與道冥一”，對于人這種社會存在物來說這永遠只是一種短暫而超然的心靈體驗，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必須面對社會和個人的許多現(xiàn)實難題：諸如窮與達的煩擾、貧與富的交戰(zhàn)、生與死的糾纏，還得為“真風告逝，大偽斯興”而痛心疾首（《感士不遇賦》），為“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而憤憤不平（同上），為“六籍無一親”而憂心忡忡（《飲酒二十首》之二十），因“草盛豆苗稀”而負耒躬耕。他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生存的重量，臨終前還慨嘆“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明末鐘惺責怪人們只知“陶公高逸”灑脫的一面，卻不了解他“竟是一小心翼翼、溫慎憂勤之人”。到清代沈德潛、鐘秀等人都說“晉人多尚放達”，獨陶淵明秉持儒家“憂勤自任”的精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憂勤”既是他“灑落”的對立面也是其“灑落”的補充。那么，陶淵明是如何從憂勤走向灑落的呢？在走向灑落的過程中，哪家的文化精神左右著他的心靈感知和存在決斷呢？

陶淵明一生可能同時面對許多難題，但我們的考察得從一個一個的難題開始。

首先他得消除窮與達給他精神上帶來的煩擾，在他心靈上造成的緊張，否則他的人生就難得灑落自在。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jīng)”的經(jīng)歷使青少年的陶淵明及早獲得了入世情懷（《飲酒二十首》之十六），他曾有過“大濟于蒼生”的壯志（《感士不遇賦》），有過“猛志逸四?！钡暮狼椋ā峨s詩十二首》之五），也有過“慷慨綢繆”的雄心（《雜詩十二首》之十）?！睹印芬辉姄?jù)王瑤考證約作于陶淵明30歲左右，而立之年的詩人追述其先輩的勛業(yè)時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與欽羨，為陶唐氏在中國歷史上“歷世重光”而驕傲和榮幸，從“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的昌隆，數(shù)到“于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的偉業(yè)，再說到陶侃“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的顯赫，并為自己年屆而立卻一無建樹而羞愧，發(fā)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嘆息。稱述祖業(yè)既以勉兒亦以自勵，希望自己能繼踵前賢，但愿兒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輩有勛績稱于前，兒孫有偉業(yè)著于后。他為了自己的事業(yè)有成而“東西游走”：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唯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擬古九首》之八

此詩思致奇幻縹緲，詩旨歸趣難求。古代的治陶者見詩中提到夷、齊和荊軻，便以為是流露“忠君報國之念”，今天的學者見詩中提到北方的張掖、幽州，便斷言“本詩的主題思想”是“抒寫統(tǒng)一的愛國理想抱負無望實現(xiàn)的悲憤，發(fā)泄對東晉茍安江南的深刻不滿”，對東晉王朝盡忠或“對東晉茍安不滿”這兩種主題雖然彼此相對，但它們同樣都將這首詩過度政治化了。詩人在此詩中不過是抒寫自己少時獨闖天下的豪俠肝膽，斗強扶衰的節(jié)義情懷，以及世無知音的孤獨苦悶。詩中的經(jīng)歷并非詩人青少年的實錄，在晉末宋初的陶淵明不可能“行游”到張掖和幽州，“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只是明其“壯且厲”的剛強豪邁，并不是借以明其“恢復國家統(tǒng)一的理想”；“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也只是明其節(jié)義俠骨，并不一定是要“為晉一明大義”。在《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之九、十兩詩中，詩人同樣以高音亮節(jié)稱頌不畏強暴的膽略、頑強不屈的斗志和剛毅勇敢的精神：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

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