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我，一直將民歌作為自己的夢想。5歲開始上臺獨唱，7歲考入少年宮，17歲考入中國音樂學院附中，20歲被保送到中國音樂學院。畢業(yè)后，又懷著對中國民歌的熱情，考入了中央民族樂團，第二年就在青歌賽中獲獎。二十多年中，我走著與大多數(shù)民歌演唱者無異的道路：華服、盛典、贊美、光環(huán)……未來足以預見，繁華亦可期可求。但此時我心底響起另一種聲音：你真的喜歡這樣千人一面的重復嗎？

我知道這絕非我想要的音樂，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迷茫中迫切尋找新方向的我，偶然參加了一場名為“北京談話”的音樂會，遇到了老鑼。在簡陋的錄音棚里，我和這個來自遙遠國度的人即興演唱一整天，直唱到淚流滿面，舊的自我開始崩潰瓦解，而一個新的靈魂正等待我去開啟。

龔琳娜

我和中國有著很深的緣分。1993年，我就來中國學習古琴，把和中國人合作創(chuàng)作音樂作為自己的追求。從1994年到2001年，我將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蒙古族音樂上，做了很多事情。我自己在歐洲的獨奏音樂會也很成功，獲得了很多獎項。但我覺得這樣走下去沒意思，因為在歐洲做中國音樂不好玩。所以我決定再次到中國重新找中國音樂家一起合作。

《北京談話》是一個朋友組織的很小的音樂會，它本身對我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讓我認識了龔琳娜，讓我發(fā)現(xiàn)了她鉆石一樣珍貴的聲音。她就像一個還沒有被開發(fā)的寶藏一樣，等待我去挖掘，也讓我有機會繼續(xù)和中國的音樂家合作。

老鑼

龔琳娜

我認識老鑼，是在2002年，一場名為“北京談話”的音樂會上。我當時正在尋找新的音樂道路。

這是一場非常新鮮的音樂會，在當時的北京并不多見。我自己本來也是做音樂的，盡管我現(xiàn)在因為唱《忐忑》被大家熟知，但其實我是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當時已經(jīng)有些名氣。那時我對自己將來的路怎么走陷入迷茫，所以就非常開放地去尋找所有新的東西。有次跟朋友吃飯，一個作曲家說晚上要去三里屯，問我要不要去。我從沒去過三里屯，總覺得那種酒吧很亂。但他說是去見藝術家，我就去了。

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到了地方才發(fā)現(xiàn)，那個酒吧不是我想象的那樣，其實特別有品位，也很有文化氛圍。長長的木桌子，圍坐著一大群人。有陳丹青，也有“二手玫瑰”搖滾樂隊的主唱梁龍，坐我旁邊的是中央工藝美院的老師老焦。大家都在聊自己的新想法，我覺得這些想法都特別新鮮、特別好。這種環(huán)境突然給我一種自由自在的感覺。老焦告訴我，3月28日有個演出，是關于世界音樂的。有個歌手叫保羅，她十年沒唱歌了，但她十年前出了個唱片叫《生命之花》。十年后要做這場演出，老焦問我：“來嗎？”我說：“來！”

我叫上我的朋友常靜去聽了這場音樂會。常靜是彈古箏的，我們曾經(jīng)一起組成了“知音琴歌”組合。音樂會那天擠滿了人，也沒覺得演出怎么樣，沒給我什么信息，歌手也記不住。在樂隊表演完后，一個老外登場，在臺上彈著琴，唱著低音。他用很特殊的發(fā)聲方法，有低有高，很幽默，眼睛圓圓的，表情特別豐富，很享受的樣子。

這個彈琴的老外就是老鑼。他的節(jié)目很受歡迎，老焦說，今天的演出就這老外最好。演出結束后老鑼在臺側拿著他的琴。常靜拉著我去看他的琴。常靜是個很主動的人，英文也好，問了他一些比較專業(yè)的問題。老鑼反而用中文，問我們是干嗎的。常靜說，我們也是做音樂的。老鑼回話說，那留個電話吧，以后約出來玩音樂。

于是他們倆留了電話，就離開了。這次音樂會讓我感覺自己跟那個環(huán)境特別格格不入，因為我平時演出穿的是禮服和12厘米的高跟鞋，人家卻是很隨意，我第一次覺得這不是我的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