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并不局限于政治，性愛也是一個經(jīng)常引起熱烈爭論的題目。大家認真和一絲不茍到了這種地步：要每人都傳看完畢托爾斯泰的《克萊采朔拿大》之后，由此書談起。當(dāng)然，沒有人能分享托翁的宗教情緒和禁欲主義傾向——雖然有幾分像他把情愛看得過分高尚和神秘。問題很快就歸結(jié)成這樣：什么是愛情的本質(zhì)？人為什么需要異性的性愛？知青陳提出了頗為高深和玄妙的觀點，他說：上帝造人時，男女本為一體，后來不知為什么分開了，為了求得生命的完滿，每個二分之一都在尋找另外那二分之一，只有用這個觀點才能解釋為什么愛情可遇而不可求。我提出了另一種解釋，我說：愛情是個體自然我與人類整體之間的橋梁，個人總想突破一己之局限，與全人類打成一片，融為一體；但在現(xiàn)世中，這很難做到，每個愛人類的人往往只能守住抽象的原則；人不能滿足于這一點，他或她希望有一個活生生的人值得為自己所愛，愛人是個人對人類傾注愛心的寄托和偶像。

上面這類說法似乎過分哲理，未觸到愛情勾魂攝魄的本質(zhì)。于是問題變得十分具體：你能愛的、你所憧憬的異性具有什么氣質(zhì)？這時人們似乎一致認為，性格美最重要，愛情必須在異性間發(fā)生而又不等于情欲，原因在于人們追求的不是性格的同一，而是互補與契合，這只能在異性身上得到。探討這一點不能再做哲理性闡發(fā)，于是大家羅列了一系列小說中的典型形象，對之進行分析和坦白自己的偏愛?？吹贸鰜恚^大多數(shù)男性喜愛普希金筆下的達吉亞娜或羅曼·羅蘭筆下的安多納德，但有人偏要說自己所心儀的人是司湯達筆下的德·拉·木爾小姐或梅里美筆下的嘉爾曼·高龍巴。比如還是那位陳，當(dāng)問他“你喜歡的女性的氣質(zhì)是什么”時，他回答：委婉而虔誠。但他仍宣稱他心中的形象是德·拉·木爾小姐。

在許多次討論中，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回到一個老話題上：多余的人。我們對普希金、萊蒙托夫，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深有感觸。每個人的思想、行為和氣質(zhì)中，都多少透出了一些多余的人的影子。我們對生活悲觀，對前途感到渺茫。我們能做什么？我們應(yīng)該做什么？每個人都在痛苦地思索，但是沒有答案。“文革”后期，生活驚人地貧乏、刻板，現(xiàn)實極為丑惡，但我們不能反抗現(xiàn)實，不是沒有勇氣，而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我們已經(jīng)開始譴責(zé)，甚至詛咒現(xiàn)實，但仍然以為歷史雖然冷酷無情，但它在前進。我們是這個時代的犧牲品，不是歷史有錯，而是我們運氣不好，生不逢時，就像赫爾岑在論述俄羅斯文學(xué)中多余的人的形象時說的：他們既錯過了朝陽，又不能分享晚霞余暉的美。

往事并非如煙，記憶不像地殼中巖層那樣堆積。在我后來的精神意象中，有牛津教堂悠揚的鐘聲，有劍橋羅素和摩爾散步并產(chǎn)生哲學(xué)靈感的三一巷，有波士頓靜謐而引人遐思的查爾斯河，但四分之一世紀前，一代人思想中的苦難和美，卻是最難以忘懷的。

徐友漁：學(xué)者。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等。

本文刊于《天涯》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