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父親的（或婚姻的）專制主義所經(jīng)常帶來的悲慘而又可恥的后果可以填滿警察的記事簿、日志以及那個時代其他文件的紙頁。被害人通常為女性，遠遠超過男性。在貝尼尼在世時寫作和出版的讀物中，霍頓斯（Hortense）和瑪麗·曼奇尼（Marie Mancini）—法國首相（也是我們的藝術(shù)家的朋友）馬薩林主教的兩個侄女所寫的坦率回憶錄，生動但憂傷地使人想起即使受過教育的貴族婦女也同樣不幸福的境況，盡管有財富和社會關(guān)系，但她們依舊不能逃脫男人的專制，扭轉(zhuǎn)人生的道路。至少霍頓斯和瑪麗還沒有被強迫進修道院，也就是并不屬于通常的基本情況。盡管一些婦女發(fā)現(xiàn)全部由女人組成的女修道院是一個能從家長制的婚姻和無休止的分娩痛苦中解脫出來的受歡迎的處所，卻可以肯定多數(shù)人并非這樣想，因為她們通常是被違反己愿地限制在修道院的大墻后面。而且，這些囚犯還會使得修道院的生活變得不愉快起來，即使對于少數(shù)選擇到這里來的女人也會產(chǎn)生心理上的中毒。馬肯托尼歐·鮑格才王公（Prince Marcantonio Borghese）不幸的女兒，圣·多米尼克·西斯托（SS. Domenico e Sisto）羅馬修道院的一名修女，可能就是這樣一個戴著面紗的囚徒：她把自己吊在修道院的小屋中結(jié)束了生命。無獨有偶，同樣是這座修道院，貝尼尼在1649—1652年為其中的教堂設(shè)計了一座小禮拜堂，阿拉里奧納小禮拜堂（the Cappella Alaleona），訂單來自出身于羅馬這個高貴家族的一個修女瑪麗亞·艾里奧諾拉·阿拉里奧納（Sister Maria Eleonora Alaleona）?，旣悂啞ぐ飱W諾拉要修建這個小禮拜堂，涉嫌可能是為了謀求按照慣例為一樁聲名狼藉的罪行進行贖罪，此事已經(jīng)在羅馬被風(fēng)傳起來。這樁被風(fēng)傳的罪并不是她的，而是一個近親的。這個不知名的近親，也是一個修女（在圣十字區(qū)修道院），1635年5月18日，試圖把一個情人用一個密封的箱子偷運進修道院。這個嘗試在遞送的過程中辦砸了，那個不幸的男人死于窒息。在這段可以與薄伽丘猥褻的反教會故事媲美的歷史插曲背后，橫臥著一個女人寂寞而絕望的私人故事。

至于已婚婦女，那些被丈夫磨損和遭到拋棄的人并沒什么好的選擇。在幾種可行性方案中，教會或政府對受害婦女（甚至在生活中受到男人嚴(yán)重虐待的婦女）所能夠提供的保護是有限的，難怪來自西西里島的“女巫”杰羅姆（Girolama）在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當(dāng)政期間（1655—1667年）的巴洛克時代的羅馬取得了事業(yè)上如此的成功。杰羅姆以收費的形式，向一個分布很廣的、秘密的女性客戶網(wǎng)絡(luò)提供她那非常有效的、自釀的毒藥，可以用來（也明顯做到了）殺死施虐的丈夫和其他侵犯的人而不留下任何犯罪痕跡。這樁案子是如此喧囂—女人向施虐男人復(fù)仇的案子通常都是如此—以至于斯福爾扎·帕拉維奇諾（Sforza Pallavicino）紅衣主教在亞歷山大教皇的傳記中一連數(shù)頁拋開主題詳細(xì)敘述了此案。1659年7月，盡管時值盛夏酷暑，杰羅姆在鮮花廣場（Campo dei Fiori）的公開斬首卻吸引了一大群看客，一些看客還付錢從附近的公寓買得了較好的觀看位置?；蛟S貝尼尼也在這些觀眾當(dāng)中。我們不知道杰羅姆的案子激起了他對于婦女更為巨大的激情，抑或只是更大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