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往往在絕望時開出新的道路

柏拉圖曾說：“人類對于不公正的行為加以指責，并非因為他們愿意做出這種行為，而是唯恐自己會成為它的犧牲者。”

誰也不想生活在一個毫無底線的比壞型社會里。獨裁者沒有資格以道德和文化來回避法治建設(shè)、政治改革，而每一個公民，亦沒有權(quán)利因制度之惡，便縱容姑息人性中的殘酷和冷漠。

廣場效應(yīng)表明，群體的理智遠遠不如個體。一面墻，如果出現(xiàn)一些涂鴉沒被清洗，不用多久，墻上就會布滿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個人，如果做了缺德事卻無人追究，那么，更多的人便會毫不猶疑地跟著做，不覺羞愧。

于是，所有人都義無反顧地分飾兩角：現(xiàn)實中的沉默者，網(wǎng)絡(luò)上的衛(wèi)道士。

值得慶幸的是，良知未死，至少還存在于0和1組成的硅片上。

人的價值是至高無上的，故有“人類社會”一詞。而現(xiàn)實的情況卻是，人要為錢服務(wù)，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貨幣化，人成了錢的工具。

當所有事物都商品化后，人本身就喪失了價值，整個社會將會被沖垮。

隨之而來的便是富人視窮人為草芥，窮人視富人為仇讎，怨聲載道，人人自危。

在官員知法犯法不是新聞，依法治國才是新聞的時代，拋開制度變革不談，每個人都應(yīng)捫心自問：如果體制有毒，個人在其中的罪孽就可以赦免么？

1964年，紐約皇后區(qū)發(fā)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案件。剛剛下班的酒吧經(jīng)理吉諾維斯在即將抵達公寓時，遭到一個持刀歹徒的劫持，欲行強奸。她大聲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連刺幾刀。38戶鄰居聽到了呼救，目睹她垂死掙扎，卻無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離，才有人打電話報警。

吉諾維斯因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死去。

此案在美國引發(fā)了廣泛的討論，并因此誕生了“吉諾維斯綜合癥”一詞。心理學家用“旁觀者效應(yīng)”來解釋不肯伸出援手的看客心理，在馬克思的表述里則是“異化”。

19世紀的問題是上帝死了，20世紀的問題是人死了。從卡夫卡到薩特，一個相同的主題是：發(fā)達工業(yè)社會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為單向度的動物。它們喪失了自由和創(chuàng)造力，不再跳出同A4紙一般千篇一律的現(xiàn)實生活，向往和追求諸如詩意、浪漫、敢愛敢恨、拔刀相助等形而上的事物。

對于這種枯萎而絕望的現(xiàn)狀，馬克思的解決方案是推倒資本主義社會，而弗洛姆則主張社會改良和道德重建：“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人不是他人達到其目的的手段，而永遠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沒有人被別人當做手段，也沒有人把自己當做手段，人可以展現(xiàn)他身上人性的力量。一切政治和經(jīng)濟的活動都要服從于人的發(fā)展這一目的，使人成為他生活的主人?！?/p>

康德也曾說過：“人類在內(nèi)心里有其尊嚴，因此他是萬物之靈。而他的根本義務(wù)也在于不去否認其人格當中人性的尊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