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討來的那枚雞蛋還擺在桌子上，沒人碰它。我們大家，當時住在我們家的還有奧·曼的弟弟葉夫蓋尼·埃米利耶維奇葉夫蓋尼·埃米利耶維奇比他的詩人哥哥小七歲，生于1898年，卒于1979年。，他不久前剛從列寧格勒過來，我們大家在房間里走動，交談，竭力不去關(guān)注那幾個在我們這里東刨西翻的人。突然，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說，奧·曼臨走前應(yīng)該吃點東西，她把那枚雞蛋遞給他。他同意了，坐到桌邊，在雞蛋上撒了點鹽，吃了下去……椅子上和地板上的紙堆越摞越高。我們竭力不踩到手稿，可那幾位外來人卻不管不顧。讓我十分惋惜的是，在魯達科夫遺孀偷走的文件中就有奧·曼二十世紀頭十年和二十年代的詩作手稿，它們不在被抄之列，因此被扔在地板上，上面滿是軍靴踩下的腳印。我很看重這些手稿，因此把它們交到一個被認為是最可靠的地方，交給可靠的青年魯達科夫保管。他曾被流放沃羅涅日沃羅涅日，沃羅涅日州首府，位于莫斯科以南五百公里處。，在那里待了一年半，我們在那里與他分享每一塊面包，因為他在那里沒有任何收入。回到列寧格勒后，他熱心保管古米廖夫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詩人，阿克梅詩派首領(lǐng)，阿赫馬托娃前夫，因反革命罪被槍殺。的檔案文件，那是信任他的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坐雪橇給他送去的。無論我還是她，后來都再也沒有見到那些手稿。她偶爾聽到一些傳聞，說某人又購得了這份檔案材料中她熟悉的某些書信。

“奧西普，我羨慕你，你會死在閣樓上?！惫琶琢畏虺３＿@樣說。他倆的預(yù)言詩作在此時已經(jīng)寫就，但兩人均不愿相信自己的預(yù)言，他們用法國式的詩人之不幸命運來寬慰自己。要知道詩人也是人，是普通人，那些最平常最普通的事情，那些對于國家和時代而言最為典型的事情，那些所有人和每個人都會趕上的事情，也同樣會發(fā)生在詩人身上。這不是個人命運的閃光或恐懼，而是一條“成群結(jié)隊”引自曼德施塔姆1937年所作《無名戰(zhàn)士之詩》。的尋常路。閣樓上的死亡不屬于我們這個時代。

在聲援薩柯和范齊蒂薩柯（1891—1927）和范齊蒂（1888—1927），意大利工運活動家，后居美國，因謀殺罪被判死刑，該案因證據(jù)不足引起世界范圍的關(guān)注和抗議，馬薩諸塞州州長于1977年正式宣布兩人無罪。期間（當時我們住在皇村），奧·曼曾通過一位教會人士向教會上層提交一份建議，希望教會也出面組織反對這次死刑判決的抗議行動。很快便有了答復：教會同意聲援兩位死刑犯，條件是：如果哪位俄國神甫同樣遭遇到麻煩，奧·曼也必須組織聲援和抗議。奧·曼嘆了一口氣，立馬承認自己失敗了。這是奧·曼當初試圖與現(xiàn)實妥協(xié)時所獲得的最初教訓之一。

五月十四日的清晨到來了。所有客人，請來的客人和不請自來的客人，全都走了。不請自來的客人帶走了這家的男主人。我和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兩人眼對著眼，坐在空蕩蕩的、還留有夜間浩劫痕跡的房間里。我倆好像就面對面坐在那里，沉默不語。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去睡覺，也想不起喝茶的事。我們忘記了自己，在等待天一亮就出門。干嗎去？去哪兒？去找誰？生活在繼續(xù)……或許，我們就像是溺死鬼。請上帝饒恕我這個文學比喻，我們當時腦袋里可壓根兒沒有什么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