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啟美

四十年前在重慶，與戴澤一同進中央大學藝術系學習，不久我便驚羨他對自然的敏感了。一叢野草，一片雜樹，一塊山坡，一角堰塘，幾塊水田，他僅用初學者的技巧便表現(xiàn)出它們蘊含的大自然的情趣。那時，我們每周只有十幾節(jié)素描，算是專業(yè)課。另有外語、生物學等普通課。在生物學實驗中，要求我們解剖蚯蚓這樣的小動物，在顯微鏡下觀察它的脊索，并把它詳盡地畫下來。這種活兒，藝術系干得準確而迅速，但遺憾的是，畫面總是弄得很邋遢。我們課余時間都用于畫速寫和水彩了。我發(fā)現(xiàn)我們選定美術作為自己的道路，除了命運的成全或捉弄以外，并不是由于相信自己才能或潛力，而只是因為非常喜歡畫畫兒。每次我們將課外作業(yè)拿給當時唯一教我們的啟蒙老師黃顯之先生看時，戴澤的作品數(shù)量總是最多的。我們的水彩調(diào)色板曾經(jīng)僅是一塊貼了白紙的破玻璃，畫水彩有時就用新聞紙。

這樣的條件，使戴澤畫水彩時擺脫了我們當時知道的一切水彩畫的成規(guī)。能夠設想新聞紙會像水彩畫紙那樣控制水分嗎？記得一次在水塘邊畫水彩，他將一張已畫壞了的水彩畫放到池塘的水中漂洗，撈上來繼續(xù)加工。他用這辦法完全不是要試驗什么水彩畫特技，只是為了減弱新聞紙上畫得失敗的地方，為了執(zhí)意把這張畫畫完，為了不辜負大自然提供的這片好景色。這張畫拿回學校后，效果竟非常好。但他卻不因這次成功，便把這種方法當作取得某種效果的驗方。

我們藝術系一年級跟其他一年級一起，安置在嘉陵江邊的一個叫柏溪的山坡上，算是中大分校。我們借鑒的美術作品除黃先生的畫外，最好的復制品是黃先生借給我們看的兩本沙龍目錄。

我們在藝術道路上起步時便走在這樣的荒原上。戴澤在畫法上沒有框框，并不是藐視前人，只是無可依傍。他把自然當老師，把寫實當本分。在自然面前，他只是認真地看，誠懇地表達自己感覺到的形象。他對自然越真摯，自然給予他的便越豐富。他從走進藝術之門的第一天起，便是自然的忠實的學生。黃先生在評講我們的習作時，總是看是否含有“情調(diào)”，并不多作闡述。我們也從未想過老師為什么不講得更多些。假如我們終于懂得了“情調(diào)”，也只是由于不斷地熏陶和領悟。

“情調(diào)”就這樣地成為我們行進中的第一個路標，使我們沒有走到“匠氣”的岔路上去。戴澤的畫，經(jīng)常被黃先生肯定為“蠻有情調(diào)”。徐悲鴻先生在中大藝術系培植了嚴謹?shù)膶憣嵉漠嬶L。戴澤之所以遵循這種畫風，似乎只是由于他那質(zhì)樸的畫家天性。他保存的一張四年級時畫的男人體素描，顯示出他的基本功的畫貌和功力，準確、簡練、尊重感覺。他的其他作品，特別是課外作業(yè)，都體現(xiàn)了這種風格。他作畫只是沉浸于表現(xiàn)自己對對象的感覺和認識，而不是實踐某種藝術理論或完成某種藝術規(guī)范。事實上，我們那時的美術理論知識是極為貧乏的。我們上美術史課，既無參考書，又無圖片。藝術里的道理，從來不是我們“抬杠”的題目。看了魯迅譯的《近代美術史潮論》，才激起我們幾次談論的興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