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理念的尖銳、峻急和容量的狹仄，魯迅適合作為一個批判社會的精神導師來供奉，而不宜于作為一個生活中的朋友來加以親近。事實上，刻毒的性格首先傷害了魯迅自己，他的人生猶如一頭困獸。他這樣形容自己這類知識分子：“他們對于社會永遠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集外集拾遺·關于知識階級》）在革命的艱難反復之中，在革命同志的背叛和出賣之中，魯迅不無悲愴地看出了徒勞的性質。因此，他覺得對社會和人生有所希望，無異于自我蒙蔽。“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閏土）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渺茫罷了?！保ā堕c土》）“所謂‘希望將來不過是自慰——或者簡直是自欺——之法’?！保ā秲傻貢ち罚┎还茉谑裁瓷鐣?，你還是得跟蕓蕓眾生生活在一起，人與人之間照樣存在著利益的對立和觀念的分歧，存在著相互的摩擦和彼此的虐待與傷害。我們很難想象，在一個怎樣的社會里魯迅可以生活得很適意，他很難與另一個魯迅生活在一起，更不用說是顧頡剛那樣的別人。

當魯迅把社會的批判引向人格的批判，不打算留有任何寬恕余地的時候，他實際上已經把社會革命引向人性的革命。

于天上看見深淵

以猛士自喻的魯迅“看破了造化的把戲”（《野草·淡淡的血痕中》），被他看破的不僅是社會的形態(tài)，還有人肉體生命的存在。雖說黃金時代不可期盼，即便有一天，這個時代降臨了，魯迅也不會欣喜若狂的，他甚至連一個媚笑也不會露出。魯迅的透徹之處，還在于他看到了即使迎來了黃金時代，但人還是要死的。世間的一切福祿，都慰藉不了必有一死的生命。醫(yī)學出身的魯迅，最為了解生命的脆弱與生死的無常。自1928年一場大病之后，他就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下，肺結核和肋膜炎像鬼魅一樣始終糾纏著他。1936年史沫特萊請來一位美國醫(yī)生，在仔細檢查之后，這個肺病專家斷言，倘若是歐洲人，五年前就已經死掉了。

隨時都可能喪失個體生命的魯迅，常常孤獨地面對無邊的虛空。他的革命激情背后，隱蔽著虛無主義的底色，他激揚的文字中間有大哀存在。他的傷痛和絕望既有社會層面、道德層面的，也有人性層面、生存層面的。多層面、多維度的傷痛和絕望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魯迅無法說服、不容商量的孤絕的態(tài)度。他深刻的目光捅破了一切雕花的窗戶，任何表面的榮華都欺瞞不了他，世間的事物已沒有多少讓他眷戀，他具有出世或者說棄世的情懷，但他不相信任何拯救的許諾。他把面對慘淡的人生和血淋淋的現(xiàn)實，視為強者的勇氣，將各種宗教都當作弱者的慰藉、精神的騙局。他就是要“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部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華蓋集·忽然想到的·八》）大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氣概。

社會給人的希望是它具有不斷完善的可能性，并最終達到臻于美滿的境地，使人從中獲得世俗的福報。倘若這種可能性已經十分艱難而渺茫，或者世俗的福報不再為人們所稀罕，他們會將希望訴諸天上，祈求靈魂的救度和精神的超越?？梢吏斞傅闹R信念，這兩種可能性都是一種斷滅。因此，他“于浩歌狂熱之際中寒。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野草·墓碣文》）。魯迅既于社會變革的狂熱之際體會到極地的寒意，又于宗教拯救超度的晴空中看見深淵，就難免要走入絕望或無望的境地。他在《影的告別》中寫道：“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愿往。我不愿意！嗚呼嗚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保ā兑安荨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