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盡管中國古代有極其崇高的超越性人文指向，但哲人們深知“為仁由己”，道德的提升只能通過個體的自覺才有可能開始。因而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xiàn)對人性境界低下的人進行道德審判與精神迫害的情況，沒有出現(xiàn)西方意義上的所謂黑暗中世紀?！秶Z》指出：“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貴讓。”人性壓抑的結果只會增加它膨脹的勢能，因此，對于無法升華的人性能量，基本上是主張用大禹治水的方法加以疏導。孟子雖然與希臘哲人那樣喜歡從“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談人性，但也沒有將肉體欲望從人性之中割舍或廢黜的意思。哪怕是后來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的朱熹，所要滅的是過度奢侈的欲望，正常的飲食男女還是屬于天理的范疇。在古人的觀念中，即便是草木的靈性也是值得贊美與歌詠的，況乎人乃萬物之靈長。

人的生活說到底就是人性的開展與完成，性海深邃，人生苦短，作為一個在世之人，資源畢竟有限，因此必須有所選擇。不應在低層面的屬性方面過久盤桓，或是無止境地排鋪擴張，耗盡生命升華所需要的能量與時間。因此諸家對讓人內涵收縮、下降的傾向普遍采取節(jié)制的態(tài)度。特別是以體證本源為終極目標的道家，立意超邁，路途遙遠，更是反對沉湎于身體物質層面的欲望消費（“以物易性”），因為嗜欲深者天機淺，“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前危矣”（《莊子·徐無鬼》）?？v欲會使人喪失人性超越的可能。相對而言，儒家顯得最為中庸大度，其人文思想更具包容性。與道家相比，儒家更看重現(xiàn)世生活的福祉與責任，先秦儒家雖然強調“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十分重視人生在人格境界上的成就，但在心性修養(yǎng)的一維，主要以仁德的推己及人的修心為要。養(yǎng)性方面專門的論述見于孟子的盡心與養(yǎng)氣說，荀子的“虛壹而靜”，和《大學》《中庸》里的一些心法。直到后來與佛道兩家匯流，才有了宋明理學張載、王陽明等更為專深的闡述，體系趨于完備，形成儒道佛不分家的局面。

按照中國古典人文思想的邏輯，人在這個世界的一切作為，其成果最終都要落實到人身上，落實到是否讓人變得更加美好、高貴，窮盡人性的可能性。如果人最終只是改變了世界，并沒有改變自身；只是讓世界變得美麗，卻沒有讓人變得美好，那人還是失敗的。因此，在先哲的理念中，理想的社會不止于溫飽小康或太平盛世，而是每一個人的人性都得以完成，達到至善圓滿之境，即所謂人人皆為堯舜的社會——這是人類至今為止最高形態(tài)的烏托邦——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