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認為，長篇小說的確結(jié)束了，被所有人所抄襲的司湯達、巴爾扎克、狄更斯結(jié)束了。作家們在模仿和自我模仿中結(jié)束了自己的使命。但他自己還是要寫一些輕松的、愉快的、“又充滿各種事件”的、篇幅較長的書。

在談到自己的游記性作品《印度三部曲》中是否攻擊了自己故鄉(xiāng)印度的文化時，奈保爾說：“我由于先人而對印度十分親近。我是在一個充滿非常徹底的印度文化氛圍的家庭中長大的，事實上，我被印度、被我看到的東西粉碎了……它有很多缺陷……那就是我的世界……我認為我的書不是攻擊印度，它是我的不幸的一個記錄。我不是在打擊任何人，實際上它是一個令人感傷的經(jīng)歷和體驗……我總是能夠理解他們，那些農(nóng)民、無土地者，那些底層的人們，幾個世紀以來，甚至一千年或者更久以來，第一次自己來一次爆發(fā)。正是在這本書（指《印度三部曲》）的寫作中，我開始了解印度的不幸本質(zhì)。”見“奈保爾專題”，載《南方周末》，20011019。

奈保爾獲獎之后，媒體大肆炒作，但基本上是在作家的派別、階級地位、文化和政治立場上做文章。我讀到一篇記者的文章，文中充滿政治和新聞術(shù)語，很誘人，其中大段引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的觀點，不外乎作者怎么批評第三世界、怎么夸獎了西方，奈保爾是近年來唯一的右派作家，他如何激烈地批評宗教，等等。作家如果僅僅是想表明一下立場，問題就會很簡單，就像選舉投票一樣，直接說出來就行了，為什么還要用長篇小說的形式？難道他試圖用文學作政治的工具嗎？這當然不是文學思維，而是政客思維。

在這個泛政治化、泛媒體化的時代，一切都在劫難逃，即使是文學評獎委員會，也會主動跳進這個魔圈。媒體是泛政治化時代的一條觸角，就像蟑螂一樣敏感。他們正在引導(dǎo)、操縱著讀者。它試圖將讀者領(lǐng)到作家的“影子的影子”跟前。當一個模糊的、變幻不定的影子開始搖曳的時候，讀者大吃一驚，記者們自己也嚇了一跳。文學就這樣變成了一個“民間傳說”，甚至一個政治謠言。

奈保爾的雙重身份——宗主國作家和殖民地移民——使他遭遇到很多一般人少見的政治麻煩。他究竟應(yīng)該親近西方文明、批評殖民地文化的粗俗野蠻，還是激烈地批評西方殖民文化、用故鄉(xiāng)的貧窮落后向宗主國示威呢？政治思維或者媒體思維，要求人們在這種非此即彼的答案中選擇：要不就是革命派，要不就是反革命派，沒有什么中間派。

作為一個公民，奈保爾也經(jīng)常在媒體記者的追問下即興發(fā)言，但觀點并不確定。當他批評英國首相布萊爾、批評西方中心主義、批評帝國作家、批評英國文化精神的沒落時，他很像一個左派。當他批評殖民地文化的麻木、冷漠、粗俗，并夸耀西方文明的長處時，他又像一個右派。他的確喜歡跟大眾媒體打交道，借助媒體說一些在小說中不愿說的話，因為寫小說的時候，總不可能中斷故事，去罵福斯特和喬伊斯吧。但我寧愿把這些看成是一個公民的文化表態(tài)，而不是一個作家的寫作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