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欠發(fā)達”文化中依然出現了許多“小說”呢？庫切認為，首先是對殖民文化模仿的結果，然后是將本土經驗“異國情調化”，目的是為一個“他者”寫作，就像介紹非洲文化的旅游風光片一樣。擺脫為“他者”寫作的窘境，培養(yǎng)自己真正的讀者，只有在完成“現代化”的澳洲才成功了。代價是，澳洲完全沒有了自己的語言和聲音。

庫切自己當然也沒有擺脫模仿，沒有擺脫一種“他者”目光注視下的殖民式寫作。這正是他隱秘的焦慮。他在文體形式上的不斷突圍，可以視為他對那種隱秘焦慮的逃離方式。在更為寬闊的視野中，“小說”這種文體是不是進入了絕境呢？我們用不著贊成這樣一種絕對的悲觀主義態(tài)度。如果小說不僅僅面對過去（民族共同經驗）和現在（全球化），它還面對未來（未知的），那么它還有希望。這個未來根本不會存在于對現世秩序的模仿之中，而在一個民族對未知的想象之中。它超出了貌似正確的現世秩序和邏輯的邊界。它是無法預知的神來之筆。歷史和現實都無法共享，只有對未知的未來的虛構和想象，才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唯一可以共享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