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陳獨秀和他的政治理念更有市場?！靶挛幕\動”迅速轉(zhuǎn)向，胡適后來不無遺憾地說：“我們那時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改良運動—但是它不幸地被政治所干擾而中斷了！”

唐德剛后來解釋道：“胡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把五四運動政治化的結(jié)果。新文化運動這部列車，被這批小伙計扳錯了方向盤，就橫沖直撞起來。結(jié)果，目的熱，方向盲，列車出了軌、翻了車，弄得傷亡遍野?？蓱z的老胡適也被弄得教授當不成，新文化運動前功盡棄，而跑到紐約來落草。所以他反對五四運動?！?/p>

據(jù)《胡適口述自傳》記述，胡適的觀點是，“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癥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惟一道路”。胡適的理想是在一個非政治化的環(huán)境下投身文化與科學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國的文藝復興。經(jīng)歷了100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僅圖一時一勢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會的。

1948年9月，國民黨政權(quán)行將瓦解，胡適的和平改良夢破碎之時，他發(fā)表了《自由主義》一文，“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后來，胡適也看大陸批判他的文章，極不以為然，不是因為批判本身，而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信徒，他堅持沒有學術(shù)自由，就不會有學問。

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的處境是困難的。胡適在上世紀30年代進入上層政治圈，是蔣介石的“諍友”，希望能夠以一己之力影響領袖。但是，到后期，蔣介石對這個不時要憲政，動輒談民主的“諍友”越來越不耐煩，胡適也愈加“左右為難”了。

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發(fā)行的《自由中國》，胡適是掛名發(fā)行人，也是精神領袖。具體負責人雷震在島內(nèi)屢次反對蔣介石的威權(quán)，終因籌建中國民主黨而被捕。胡適向蔣介石求情未果，在日記中自責“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就像他無法左右“新文化運動”的走向一樣，“胡適的種種表態(tài)”，胡適紀念館館長潘光哲說，“既阻止不了雷震為新的反對黨催生而努力的行動，也抗拒不了以蔣介石總統(tǒng)為首的黨國威權(quán)體制扼殺這個反對黨的逆流”。

余英時對胡適所堅持的政治理念有一段相當公允的論斷：“胡適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quán)等等普世價值的實現(xiàn)，而且他反對暴力革命，堅持漸進的改革……他全力倡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全力爭取人民有批評執(zhí)政黨及政府的合法權(quán)利?！?/p>

無容忍，不自由

曾經(jīng)同在《新青年》共事過的魯迅，對陳獨秀和胡適有過極為生動的描寫：“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nèi)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nèi)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cè)著頭想一想?！?/p>

不免要側(cè)著頭想一想，透露出的只是魯迅的性格，而寬容溫厚卻是胡適的真性情。胡適把他的寬和溯源到母親的影響。1933年出版的《四十自述》中胡適這樣說：“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很多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在母親的教訓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極大極深的影響。我十四歲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做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