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軾以前，文人詞從唐五代開始，一直以男女艷情為基本主題，以情景交融抒發(fā)人生感受為基本形式。當然這個發(fā)展階段也經(jīng)歷過幾次重要的變化，比如南唐詞以馮延巳、李煜為代表，在詞中融入士大夫的身世懷抱，在艷情一統(tǒng)天下的詞壇之外別開一境；北宋初年柳永又以敘事的手法拓寬了抒情詞體的表現(xiàn)途徑。但詞總體上仍是“旖旎近情”的，是以婉約柔美為主流風格，以抒情為主要功能，詞為“艷科”的整體特色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打個比方吧，以蘇軾為標志，此前的文人詞就像是溫柔艷麗的女子，柔情萬種，表現(xiàn)出女性化的陰柔之美，人們都已經(jīng)認定了這就是詞體的“本色”。

所謂本色，本來是指物體本來的顏色；用于詞論，就是指詞的本來面貌。從晚唐五代《花間》詞開始，以艷情為本，以柔媚艷麗的陰柔美為美學風格，所謂的“柔情曼聲”就被認定是詞之“本色”，是詞之“正體”。這種認知一旦穩(wěn)定下來，就成為了詞壇牢不可破的主流評價標準，于是，凡是與這種本色認知不相符合的，就被認為是“變體”，是“別調(diào)”。

蘇軾的詞在柔情中注入了陽剛宏大的男兒性情，就像是一位“關(guān)西大漢”，當他“老夫聊發(fā)少年狂”的時候，當他高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候，北宋詞壇這一池柔情蕩漾的“春水”就被他這股強勁的風力吹皺了，甚至吹起了驚濤巨浪。人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詞的“本色”被蘇軾“破壞”了，蘇軾的引吭高歌成了北宋詞壇的“變奏”，是抒情小調(diào)中突然竄入的“不和諧音”。

更何況，詞體本色還包含了對詞體特殊的音律要求，而蘇軾性情到處，往往并不刻意去遷就詞的音律規(guī)范，“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歷代詩余》引晁以道語）。于是，就連蘇軾自己的學生也對他這種“變奏”表示了委婉的反對，例如陳師道就說：“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詩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