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即晉元興二年（公元403年），時陶淵明39歲。早存躬耕田園的志向直到年近不惑時才得以踐履夙愿，難怪他有“夙晨裝吾駕，啟涂情已緬”這般激動了。從“鳥哢歡新節(jié)，泠風(fēng)送余善”，“平疇交遠(yuǎn)風(fēng)，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這些喜氣流溢的詩句中，我們?nèi)阅苷媲械馗惺艿皆娙水?dāng)年初試躬耕時心情的新奇與興奮：田野鳥兒歡快的啼叫像是在迎接春光又像在迎接詩人，輕妙的微風(fēng)給他送來融融和意，被春風(fēng)撫摸的嫩苗似乎也充滿了好奇……此情此景使他想起古時“植杖而蕓”的荷蓧丈人，想起結(jié)耦而耕的長沮、桀溺，并深深理解他們何以要遠(yuǎn)離仕途耕而不輟，何以要逃避“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塵囂“悠然不復(fù)返”。

對于陶淵明這種自小“游好在六經(jīng)”的士人來說（《飲酒二十首》之十六），選擇躬耕的確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先師”孔子早有“遺訓(xùn)”：“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xué)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笨鬃诱J(rèn)為躬耕只是為了謀食而有礙于“謀道”（道德修養(yǎng)），所以，當(dāng)他的弟子“樊遲請學(xué)稼”時，轉(zhuǎn)臉就被他惡聲惡氣地痛罵了一頓：“小人哉，樊須也?！碧諟Y明辭彭澤縣令而去作“隴畝民”，不僅自己“秉耒歡時務(wù)”，而且還“解顏勸農(nóng)人”，這不正是孔子所痛斥的遠(yuǎn)君子而近小人嗎？更要命的是，孔子鄙視耕稼的偏見到魏晉南北朝已變成了成見和定見，那些仰賴家世余緒的士族自己“未嘗目觀起一拔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dāng)下，幾月當(dāng)收”。，卻無知而又輕薄地蔑稱農(nóng)民為“田里猥人”、“田舍兒”。到溉祖父“彥之初以擔(dān)糞自給”，到溉作了吏部尚書后還有人嘲諷他“尚有余臭”。因此，與陶淵明同時并齊名的謝靈運就比陶乖巧多了：“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閣，執(zhí)戟亦已疲，耕稼豈云樂”（《齋中讀書》）。一直到唐代口口聲聲“慕陶”、“效陶”的著名詩人韋應(yīng)物也唯獨不“效陶”躬耕，他在《種瓜》一詩中說種豆種瓜“信非吾人事，且讀古人書”。不難想象，陶淵明選擇躬耕既要忍受來自士林的淺薄嘲諷，還得忍受有悖先師遺訓(xùn)的指責(zé)批評，更不得不忍受耕不救窮的煎熬。以如此沉重的代價換來貧窮，卻偏偏要選擇躬耕作為自己的生存方式，陶淵明真是“拙”到家了。一方面他譴責(zé)當(dāng)世那些“曳裾拱手”、“宴安自逸”的不勞而食之輩（《勸農(nóng)》），同時，他自己“解印綬，棄官去”后，便有滋有味地操起開荒、種豆、鋤草、收禾這些農(nóng)圃營生：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歸園田居五首》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