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認(rèn)為，魏晉人狂飲是“為了‘快意’，為了享樂，所以酒的作用和聲色犬馬差不多，只是一種享樂和麻醉的工具”。然而縱酒與縱情于聲色犬馬不同，也與大把大把揮霍金錢有別，玩聲色犬馬和花金錢是揮霍對象，揮霍作為身外之物的客體，但縱酒這種揮霍行為則既是揮霍對象，也是揮霍揮霍者自身——揮霍主體。這種揮霍自己生命的結(jié)果，就是讓存在剝離存在者自身。通常存在者總是占有和支配著自己的存在，存在不能與存在者分離，而狂飲最終卻使存在者與自己的存在脫節(jié)。醉酒把狂飲者置于這樣的情景中：自我失去了對自身的控制，已意識不到自己的存在，于是主體被酒消解掉了。由于個體不堪忍受生命存在過程中的死亡恐懼，而以醉酒的方式將自己的存在懸置起來，以推諉生命存在中不可讓渡的死亡重負(fù)，主體消亡了就不再有死亡焦慮的承擔(dān)者，因而也就無所謂死亡焦慮?？v酒這種揮霍生命的行為還造成了精神的自我與肉體的自我的分離。劉伶式的狂飲具有一種悖論的性質(zhì)：狂飲的初衷是想占有自己的生命，而醉酒卻失去了對自己生命的控制，只是占有了自己的幻覺。醉后幻覺中的自我虛幻不實，他搖搖擺擺地撞出了具體的時空限制，離開難免一死的皮囊肉身，時間之流在幻覺中停滯了，空間的范疇也對他毫無意義，他似乎跌跌碰碰地走進(jìn)了永恒，死亡和腐朽都奈何他不得：

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酒德頌》

從以狂飲解脫俗情、名教的束縛而單純地占有和肯定自己的肉體，到醉后又?jǐn)[脫了肉體的限制而僅僅擁有自己的幻覺，這二者中自我始終是分裂的：在前者自我成了一種生物的自然存在，在后者自我又成了一種幻想中抽象的存在，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自我對自身的占有總是片面的。狂飲后的確給醉者帶來某種虛無縹緲的永恒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墒?，這種永恒感是通過把現(xiàn)實中的那個自我暫時懸置起來獲得的。無論是狂飲的行為，還是醉酒后的結(jié)果，都只能給劉伶式的狂飲者帶來社會—?dú)v史學(xué)意義上不折不扣的死亡。醉酒在使劉伶這樣的狂飲者擺脫死亡恐懼的同時，也使他們放棄了社會—?dú)v史學(xué)意義上的存在；醉中的劉伶與其說進(jìn)入了永恒，不如說墮入了無邊的黑暗；他事實上是由于害怕失去自我，而在精神上提前交出了自我。

與劉伶狂飲爛醉只是片面而抽象地占有自身恰恰相反，暢飲使陶淵明真正澄明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本真性，不僅沒有造成存在與存在者的分離，反而使他的形與神更為相親，并且使他的存在“漸近自然”；也與狂飲爛醉阻斷了劉伶輩與類之間的聯(lián)系不同，暢飲使陶淵明將個體的生命融進(jìn)宇宙生命的節(jié)律之中，從而在一種更高的層面上，解脫了個人死亡的恐懼。

這得先從陶淵明對生命的獨(dú)特體認(rèn)談起。他和大多數(shù)魏晉士人一樣，對死亡既極其敏感又十分焦慮，但在如何消除死亡恐懼的問題上他又不同于許多魏晉士人，他否定了個體長生不老的可能性，清楚地知道并且坦然地接受人類“自古皆有沒”的命運(yùn)（《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之八），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詩中還說：“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币蚨?，他不乞靈于東林慧遠(yuǎn)高僧“生西的大法”，也不相信道士們吃藥成仙的真?zhèn)?，同時也不看重生前的美譽(yù)和死后的榮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百年歸丘隴，用此空名道”（《雜詩十二首》之四）。聲名、利祿、富貴都是外在于生命的東西，不能指望憑借它們來實現(xiàn)對生命的超越，生命的目的和價值就存在于生命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