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又稱手稿，原稿，是圖書著作者的原始文本，也是圖書版本的原初形態(tài)。一個人著書立說，首先要寫成稿本，然后才談得上交付印刷出版。也有些稿本，由于各種原因最終未能出版，便成為這一著述的唯一版本形式。盡管很多圖書的稿本都已不存于世，但從理論上說，每一部書都是以稿本為基礎(chǔ)的。所以論述圖書版本，當從稿本開始。

稿本仍屬較為寬泛的概念。在稿本的完成過程中，往往還會產(chǎn)生不同的版本形態(tài)。如有的著者在草成初稿后，要經(jīng)過若干次修改，再定稿謄清，版本學中通常將這幾類稿本，分別稱為手稿本、修改稿本、謄清稿本。這當然也是一種理想程序。有的著者可能就在手稿本上進行修改，并直接將修改后的手稿本付印，所以在手稿本與修改稿本的具體區(qū)分上，有時也難以劃出明晰的界限。即使一部圖書曾經(jīng)有過上述三種稿本形式，也未必都能流傳下來。

不過，明確這幾類稿本的概念，對判斷認識我們所能接觸到的稿本，是有意義的。

手稿本的用紙往往比較隨便，書寫也比較率意；有的裝訂成冊，也有的就是散頁。如佚名《國學舉要·經(jīng)學之部》（圖一）稿，以毛筆豎寫在九頁十六開機制紙上，書法行中帶草，十分灑脫，文中有較多涂改增刪，修改字跡與原文相同，可以判定其為手稿本。而《先君院試文稿記》（圖二）等文稿，以正楷書寫于“貺予文稿”專用紙上，紅色行格，半頁九行，行十八字，斷句處有圈點，只有個別字句的改動，稿紙且經(jīng)托裱，當屬修改稿本。從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印的《顧貺予紀念文集》中可以知道，著者顧貺予生前曾“輯有《文集稿》四卷，惜在解放戰(zhàn)爭初期于南通縣三余北撤途中遺失”，幸存的零稿俱已編入《顧貺予紀念文集》中。而上述稿本也是在此次印刷過程中流散出來的。

翻譯稿是值得注意的一種近現(xiàn)代稿本。中國古代雖有翻譯活動，但傳統(tǒng)版本學因局限于古籍范疇，極少關(guān)注翻譯稿。然而翻譯稿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筆者所得陳彝壽譯《貨幣論》（圖三）稿五十余頁，以八開粉連紙，中分為兩半頁，毛筆豎寫；書名下方標明“德國大學教授部德干博士原著，陳彝壽譯”，并用括號注出著者德文姓名。文稿書寫清楚，改動很少；在大標題“第一編　貨幣之本質(zhì)與效用”的天頭，注明：“原書第一頁起至第九頁上半止”；在正文第一次出現(xiàn)“（原注）”處的天頭上，注明：“注意！凡原書中之注解，譯文中皆用‘原注’兩字標明之，而于正文段落后譯注之。”由此可以斷定這是譯者交付出版的改定稿。譯稿第一頁上另有鉛筆標出“２６／３／６”，當是交付出版的時間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種近現(xiàn)代新稿本形態(tài)是記錄稿。以記錄稿成書，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論語》，但歷來版本學中沒有涉及記錄稿這個概念。到了民國年間，公開演講成為社會活動與學術(shù)交流的常用形式，演講者有時沒有講稿，有時脫離講稿隨意發(fā)揮，根據(jù)記錄稿整理成文也就成為慣例。在條件許可時，記錄稿會提交演講人審定，這樣形成的文稿可以視同為演講人的著作。如《生長定律與產(chǎn)量曲線對于土壤肥力與施肥的關(guān)系》一文，全稿二十七頁，紅界行通用箋紙，以毛筆書寫。篇名下方標“利查遜著，朱海帆譯”，但文尾“注一”說明“本文系利博士在本所土壤肥料系學術(shù)討論會講演材料”。按利查遜博士是中央農(nóng)業(yè)實驗所英國顧問，抗戰(zhàn)期間仍堅持在中國內(nèi)地工作；朱海帆先生原供職于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中央棉產(chǎn)改進所，一九三八年隨該所進入中央農(nóng)業(yè)實驗所，為土壤肥料系研究人員，工作卓然有成；中央農(nóng)業(yè)實驗所的后身即江蘇省農(nóng)科院，所以此稿會在南京散出。朱氏在整理時，有改寫，有增補，貼有多處浮簽；也有刪去整段、整頁的，且在天頭上寫明刪除的原因。由此不但可以看到利氏講演的原始面貌，也可以看出朱氏整理的原則和過程。

最有趣的是配圖稿本。因為文字作者未必能畫，善畫者又未必能文，所以圖文并茂的稿本存世尤少。筆者偶得無錫袁子勤先生《童年坎坷》（圖四）手稿，著者一九一八年生，家境貧寒，小學畢業(yè)后學徒，進入商界；一九五六年在上海商干校畢業(yè)，分配到新疆烏魯木齊工作；一九六七年有機會回鄉(xiāng)探親，觸動舊情，在當年八月寫成此稿，約二萬字，并以毛筆在二十四開大小的有光紙上，繪出“崇安寺及附近簡圖”、“惠山鎮(zhèn)圖”，及童年生活場景十九幅，裝訂為一冊。袁氏文字平白如話，畫筆稚拙，但真切地再現(xiàn)了當年無錫的民情習俗與市井風貌，是相當可貴的地方史料。

稿本的版本價值，首先在于它的唯一性。即使經(jīng)過多次修改的稿本，每一次的修改稿也都是孤本；未曾刊印過的稿本，其版本價值就更高。其次，稿本在內(nèi)容上，最接近著者的本意；從著者修改的過程，亦可以見出其思想的變化。第三，稿本是最可靠的?？睂Ρ荆梢杂脕硇Ｕ”镜母鞣N訛誤。最后，稿本保留了著者的手跡，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尤其晚清至民國年間的著者，在書法上都有相當?shù)脑煸劊挥械闹弑旧砭褪菚?，而稿本上的書跡往往與其書法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差別，反映出其書法的另一種面貌。

以往版本學專著中介紹的稿本，都是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大名家的稿本自然格外珍貴，只是現(xiàn)在多已收藏于圖書館與博物館中，今天的讀者能接觸到原件的機會微乎其微。筆者曾在韋力先生芷蘭齋中，得見柯召忞《新元史》手稿，這該是歷代正史稿本中惟一現(xiàn)存于世的，自屬近現(xiàn)代手稿中的珍品。獲得這種藏品的機會，真是可遇不可求了。不過事物都有兩方面，不少名家稿本，都已編輯出版，有些且據(jù)手跡影印，或制作成電子版，治學者完全可以利用，同樣也具有一定的欣賞價值。

所以筆者認為，今天的藏書家、愛書人，不必寄奢望于大名家的稿本，只要是內(nèi)容有意義、書法尚可觀的文稿，尤其是毛筆書寫的文稿，都不應(yīng)錯過。一方面，民國年間的許多學者，今人已相當生疏，一時難以判定其學術(shù)地位。即如上述《先君院試文稿記》等，筆者在買下時也不了解著者顧貺予是何許人，只從文稿中看出他曾中過秀才，書法亦佳。后來讀到《顧貺予紀念文集》，才知道他出身南通書香世家，是民國初年“通州四才子”之一；畢生從事教育工作，抗戰(zhàn)期間堅守民族氣節(jié)；工詩文，善書法。又如翻譯《貨幣論》的陳彝壽先生，查過多種工具書都未見其名，后來通過網(wǎng)絡(luò)，才查到他是浙江鄞縣人，字虎尊，一九零二年生，一九二一年后在法國里昂大學留學，曾任黃埔軍校八期、十期德文教官；一九三九年商務(wù)印書館曾出版其《農(nóng)業(yè)政策》，一九六三年臺灣國防研究院還出版過他所譯菲希特著《道德學體系》。順便說到，黃埔軍校正是從第八期改變了傳統(tǒng)的蘇式和日式教育，采用德式教育，規(guī)定學生必須認學英、德、日三種外語中的一種，所以陳氏該是黃埔軍校最早的德文教官之一。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圖書的出版遠沒有近二三十年這樣濫，能夠著書立說的人，大多是有相當學養(yǎng)根基的。就像《國學舉要》這樣的命題，著者能夠舉重若輕，提綱挈領(lǐng)，條分縷析，論國學造詣置諸名家之作中并不示弱。即使查不出著者的姓名身份，此類文稿也有一定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