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像喬姆斯基那樣的杰出知識分子有何特征？薩義德說，他們“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愿接受簡單的處方、現(xiàn)成的陳詞濫調(diào)，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tǒng)者的說法或做法”。這些特立獨行之人充滿抗拒意識，不屈服于任何“集體激情的組織”。薩義德引用《最后的知識分子》的作者、美國左翼人士拉塞爾·雅各比的話說，他們是“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堅定獨立的靈魂”，以個體的聲音取代群體的話語：

群體不是自然形成或天賦的實體，而是被建構、制造、甚至在某些情況中是被捏造出來的客體，這個客體背后是一段奮斗與征服的歷史……

從上下文看，薩義德好像在說西方傳媒中的伊斯蘭社會，但“奮斗”與“征服”兩詞顯示他也可能另有所指。他說，千百年來生活于同一地區(qū)、使用同一種語言的群體具有文化上的高度穩(wěn)定性，這類群體當然是指長期居住于巴勒斯坦地區(qū)的阿拉伯人，不是“捏造出來的”。這段文字，潛流奔涌，要充分理解還需要提一提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 Benda，1867-1956）。

在《知識分子論》的前兩章，薩義德數(shù)次提及班達和他的《知識分子之背叛》（1927）。薩義德表示贊賞地寫道：“班達倡議知識分子應該不再以集體式的熱情來思考，而應該集中于超越的價值，普遍適用于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價值?！卑噙_批評知識分子涉世太深，為政治熱情犧牲非物質(zhì)價值的追求。他相信真正知識分子的國度不屬于這個世界?！吨R分子之背叛》一書出版不久就由英國作家奧爾丁頓譯成英文，托·斯·艾略特還在1928年的一期《劍橋評論》上發(fā)表了一篇書評。艾略特同意班達的基本論點，但感到有必要將政治熱情和政治興趣稍加區(qū)別。假如知識分子滿足于書齋里的形而上思辨，與社會實踐徹底隔絕，那么他們反倒成了我們憐憫（而非羨慕）的對象。班達這部著作現(xiàn)在極少有人提及，薩義德引述他的觀點來界說知識分子的職責，是不是有更深的用意？盡管薩義德勇敢而且憤怒，他在有的問題上并非沒有顧忌。他似乎想說猶太民族也是由猶太復國主義建構、制造出來的，但終未說出口。

班達在《知識分子之背叛》第一章寫道，各種高度自覺、驕傲自信的政治熱情正在積聚力量，它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猶太民族主義”：

過去，猶太人在各國因組成至少是一個不肯同化的獨特民族而受指責，當時他們否認他們的特殊性，試圖消除外觀上的特點，拒絕承認確實有種族問題。但是近些年來，我們看到他們中有的人全力主張這種獨特性并界說其特征……以此為榮，譴責任何與他們的對手同化的努力。

班達自己是猶太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發(fā)表這樣的言論并無不可。他還點了作家以色列·贊格威爾和安德列·斯彼埃和雜志《猶太評論》的名，并擔心這種人為制造出來的政治熱情可能構成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我們的時代又多了一種使人相互為敵的傲慢。”薩義德對班達向法國民族主義者（如著名作家巴雷斯）發(fā)出洪亮的叱責之聲叫好，但他如果提醒讀者，猶太裔的班達還就猶太民族主義發(fā)表上述觀點，那么他就超出了所謂的公共輿論所允許的范圍。因為“猶太民族主義”似乎成了禁忌的話題，一旦對它提出批評就會被扣上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帽子。無所畏懼的獨立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掌握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