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字之始于倉頡，一見于《世本》，再見于《荀子》，三見于《韓非子》，而《說文序》推至伏羲畫卦者，蓋初文之作，不無與卦畫有關(guān)，如即坎卦是已。若漢人書坤作巛，《經(jīng)典釋文》亦然；宋人妄說坤為六斷，實(shí)則坤與川古音相近，巛、相衍，義或近是?！稜栄拧め屗罚骸八锌删诱咴恢??！贝蟮?fù)粨?，水繞其旁，胥謂之州。故鄒衍有大九州之說。釋典有海中可居者四大洲之言。者之重也。氣字作，與卦近似。天本積氣，義亦相合。此卦與初文皆有關(guān)系。言造字而推至畫卦，義蓋在是。

《序》又言：“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初造書契?！贝肆x漢儒未有所闡。案《抱樸子》：八卦象鷹隼之翮。其言當(dāng)有所受。《易·系》言：“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彼^鳥獸之文者，鷹隼之翮當(dāng)居其一。鷹翮左右各三。象其全則為，去其身則為，此推至八卦之又一說也。

造字之后，經(jīng)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則文以浸多，字乃漸備。初文局于象形、指事，不給于用。《堯典》一篇，即非初文所可寫定。自倉頡至史籀作大篆時(shí)，歷年二千。其間字體，必甚復(fù)雜。史籀所以作大籀者，欲收整齊畫一之功也。故為之厘訂結(jié)體，增益點(diǎn)畫，以期不致淆亂。今觀籀文，筆畫繁重，結(jié)體方正：本作山旁者，重之而作旁；本作旁者，重之而作旁。較鐘鼎所作踦斜不整者，為有別矣。此史籀之苦心也。惜書成未盡頒行，即遇犬戎之禍。王畿之外，未收推行之效。故漢代發(fā)見之孔子壁中經(jīng)，仍為古文。魏初邯鄲淳亦以相傳之古文書三體石經(jīng)北宋蘇望得三體石經(jīng)，刻之于洛陽，見洪氏《隸續(xù)》，民十一洛陽出土石經(jīng)存二千余字。至周代所遺之鐘鼎，無論屬于西周或?qū)儆跂|周，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相去僅五十余年。史籀成書，僅行關(guān)中，未曾推行關(guān)外故也。秦兼天下，李斯奏同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作《倉頡》等三篇。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后世謂之小篆。今觀《說文》所錄重文，古文有三百余字，而籀文不及二百。此因小篆本合籀文。籀文繁重，李斯略為改省。大篆小篆，猶世言大寫小寫矣。

秦時(shí)發(fā)卒興戍，官獄繁多，程邈作隸，以趣約易。施用日廣，于是古文幾絕。秦隸今不可見，顧藹吉《隸辨》言秦隸之遺于今者，若秦量、秦權(quán)、秦詔版等。文雖無多，尚可見其大意。大概比篆書略加省改，而筆意仍為篆書。即西漢之吉金石刻，雖為隸體，亦多用篆筆書寫，與后世之挑剔作勢(shì)者不同。東漢時(shí)，相傳有王次仲者，造作八分，于是隸法漸變，即今日所稱之漢隸也。今所見之漢碑，多起于東漢中葉以后。東漢初年之《三公山碑》，尚帶篆意；《石門頌》亦然；裴岑《紀(jì)功碑》雖隸而仍兼篆筆：蓋為秦隸之遺?；?、靈時(shí)之碑刻，多作八分，蔡邕之熹平石經(jīng)亦八分也。八分與隸書之別，在一有挑剔，一無挑剔，譬之顏、歐作楷，筆勢(shì)稍異耳。《說文序》又言：“漢興有草書”。衛(wèi)恒言：“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苯癜福翰輹畟魇勒?，以史游《急就篇》為最先，而趙壹亦謂起秦之末。但《論語》有“裨諶草創(chuàng)”之語；《屈原傳》亦有“屈平屬草稿未定”語。此所謂草，是否屬稿之際，作字草率牽連，或未定之稿曰草稿，均不可知。東周乙亥鼎文，阮元以為草篆，后人頗以為非。余謂凡筆畫本不相連，而忽牽連以書者，即可認(rèn)為草書之起源。如二十并作廿，四十并作是矣。又古文或作，從，可以六書解說。為之上半，應(yīng)作，而今作，不能以六書解，或古人之所謂草乎？要之，此所謂草，與漢后從隸變者不同，必從大篆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