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卦出于何人，說者紛如。王弼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nóng)，孫盛以為夏禹，而太史公則以為文王。伏羲之說，由于《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易均六十四卦，杜子春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王弼據(jù)之，故云重卦出于伏羲。然伏羲作《連山》，黃帝作《歸藏》，語無憑證，故鄭玄不從之也。神農(nóng)之說，由于《系辭》稱“神農(nóng)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日中為市，交易而退，蓋取諸《噬嗑》”二語。以神農(nóng)氏已有《益》、《噬嗑》，故知重卦出于神農(nóng)。然《系辭》所謂“蓋取”，皆想象之辭，烏可據(jù)為實事？夏禹之說，從鄭玄之義蛻化而來。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孫盛取之，以為夏有《連山》，即兼山之艮，可見重卦始于夏禹。至文王之說，則太史公因“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一語而為是言。要之，上列諸說，雖不可確知其是非，以余觀之，則重卦必不在夏禹之后，短中取長，則孫盛之說為可信耳。

至卦辭、爻辭之作，當是皆出文王?！断缔o》云：“《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太史公據(jù)此，謂“西伯拘而演《周易》”。故卦辭、爻辭并是文王被囚而作，或以為周公作爻辭，其說無據(jù)。如據(jù)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而稱周公之德，以此知《易象》系于周公，故謂周公作爻辭。然韓宣子并及魯之《春秋》，《春秋》豈周公作耶？如據(jù)“王用亨于岐山”及“箕子之明夷”及“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諸文，以為岐山之王當是文王。文王被囚之時，猶未受命稱王。箕子之被囚奴，在武王觀兵之后，文王不宜預言明夷，東鄰指紂，西鄰指文王。紂尚南面，文王不宜自稱己德，以此知爻辭非文王作，而為周公作。然《禹貢》“導岍及岐”，是岐為名山，遠在夏后之世。古帝王必祭山川，安知文王以前，竟無王者亨于岐山乎？箕子二字，本又讀為荄滋趙賓說。且箕子被囚，在觀兵以后，亦無實據(jù)。《彖》傳“內(nèi)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nèi)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并未明言箕子之被囚奴，且不必被囚然后謂之明夷也。東鄰、西鄰，不過隨意稱說，安見東鄰之必為紂、西鄰之必為文王哉？據(jù)此三條，固不能謂爻辭必周公作矣。且《系辭》明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不及周公之時?？追f達乃謂文王被囚，固為憂患；周公流言，亦屬憂患。此附會之語矣。余謂：據(jù)《左傳》，紂囚文王七年，七年之時甚久，卦辭、爻辭，不過五千余字，以七年之久，作五千余字，亦未為多，故應依太史公說，謂為文王作，則與《系辭》相應。

文王作《易》之時，在官卜筮之書有《連山》、《歸藏》，文王之《易》與之等列，未必視為獨重。且《周易》亦不止一部?！端囄闹尽妨嚶允琢小吨芤住肥?；數(shù)術略蓍龜家又有《周易》三十八卷。且《左傳》所載筮辭，不與《周易》同者甚多。成季將生，筮得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秦繆伐晉，筮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獲其雄狐。”皆今《周易》所無，解之者疑為《連山》、《歸藏》。然《左傳》明言以《周易》筮之，則非《連山》、《歸藏》也。余謂此不足疑，三十八卷中或有此耳。今《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焦延壽作《易林》，以六十四自乘，得四千九十六條。安知周代無《易林》一類之書，別存于《周易》之外乎？蓋《連山》、《歸藏》、《周易》，初同為卜筮之書；上下二篇之《周易》與三十八卷之《周易》，性質相同，亦無高下之分，至孔子贊《易》，乃專取文王所演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