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古文，又有今文、古文之分，以隸古定傳授不易，故改用今文寫之，傳之者有范寧等。唐玄宗時，衛(wèi)包以古文本改為今文，用隸書寫之，唐石經(jīng)即依是本，然《經(jīng)典釋文》猶未改也宋開寶初始改。唐宋間亦多有引古文《尚書》者，如顏師古之《匡謬正俗》，玄應(yīng)之《一切經(jīng)音義》，郭忠恕之《汗簡》，徐鍇之《說文系傳》皆是。宋仁宗時，宋次道得古文《尚書》，傳至南宋，薛季宣據(jù)以作訓(xùn)，而段玉裁以為宋人假造，然以?！逗购啞芳白憷尽渡袝?，均符合。要之，真正古文，惟三體石經(jīng)可據(jù)。東晉古文則以薛季宣本、敦煌本、足利本為可據(jù)耳。

六、明清人說《尚書》者。明正德時，梅時攻東晉古文之偽。梅之前，吳棫、朱熹，亦嘗疑之，以為豈有古文反較今文易讀之理？至梅出，證據(jù)乃備梅不信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為東晉古文即成帝時張霸偽造之《百兩篇》，然?！稘h書》原文，可知其誤。張霸之《百兩篇》，分析眾篇，略加首尾而已。東晉古文，非從二十九篇分出，自非張霸本也。此梅之誤。清康熙時，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始知鄭康成《尚書》為真本。閻氏謂《孟子》引父母使舜完廩一段為《舜典》之文，此說當(dāng)確?；輻潯豆盼纳袝肌?，較閻氏為簡要。其弟子江聲艮庭作《尚書集注音疏》，于今文、古文不加分別。古文“欽明文思安安”，今文作“欽明文塞宴宴”，東晉古文猶作“欽明文思安安”，江氏不信東晉古文，寧改為“文塞宴宴”，于是王鳴盛西莊作《尚書后案》，一以鄭康成為主，所不同者，概行駁斥，雖較江為可信，亦非治經(jīng)之道。至孫星衍作《尚書今古文注疏》，古文采馬、鄭本，今文采兩《漢書》所引，雖優(yōu)于王之墨守，然其所疏釋，于本文未能聯(lián)貫。蓋孫氏學(xué)力有余，而識見不足，故有此病。今人以為孫書完備，此亦短中取長耳。要之，清儒之治《尚書》者，均不足取也。今文家以陳壽祺、喬樅父子為優(yōu)。凡漢人《書》說，皆入網(wǎng)羅，并不全篇下注，亦不問其上下文義合與不合。所考今文，尚無大謬。其后魏源默深作《書古微》，最為荒謬。魏源于陳氏父子之書，恐未全見，自以為采輯今文，其實亦不盡合。源本非經(jīng)學(xué)專家，晚年始以治經(jīng)為名，猶不足怪。近皮錫瑞所著，采陳氏書甚多。陳氏并無今古是否之論，其意在網(wǎng)羅散失而已。皮氏則以為今文皆是，古文皆非。其最荒謬者，《史記》明引《湯誥》在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太史公亦明言“年十歲，誦古文”，而皮氏以為此所謂古文，乃漢以前之書，非古文《尚書》也，此誠不知而妄作矣。古文殘闕，三體石經(jīng)存字無幾，其他引馬、鄭之言，亦已無多，然猶有馬、鄭之緒余在。今日治《書》，且當(dāng)依薛季宣《古文訓(xùn)》及日本足利本古文，刪去偽孔所造二十五篇，則本文已足。至訓(xùn)釋一事，當(dāng)以“古文《尚書》、讀應(yīng)《爾雅》”一言為準(zhǔn)。以《爾雅》釋《書》，十可得其七八，斯亦可矣。王引之《經(jīng)義述聞》，解《尚書》者近百條；近孫詒讓作《尚書駢枝》，亦有六七十條：義均明確，猶有不合處。余有《古文尚書拾遺》，自覺較江、王、孫三家略勝。然全書總未能通釋，此有待后賢之研討矣。

古人有言：“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xùn)詁之道，雖有古今之異，然造語行文，無甚差池，古人決不至故作不可解之語。故今日治《書》，當(dāng)先求通文理。如文理不通，而高談微言大義，失之遠(yuǎn)矣。不但治經(jīng)如此，讀古書無不如此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先有志而后有詩。詩者，志之所發(fā)也。然有志亦可發(fā)為文。詩之異于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謂歌永言，即詩與文不同之處。永者，延長其音也。延長其音，而有高下洪纖之別，遂生宮、商、角、徵、羽之名。律者，所以定聲音也。既須永言，又須依永，于是不得不有韻急語無收聲，收聲即有韻，前后句收聲相同即韻也。詩之有韻，即由歌永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