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注視這對夫婦的一舉一動時，他也有機會零距離接觸這類與自己的環(huán)境完全不同的人們。當好友艾斯卡自殺，德瑞曼難抑胸中悲痛，在自家鋼琴上彈奏出根據(jù)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而創(chuàng)作的曲子時，魏斯樂戴著竊聽耳機，在一大堆冷冰冰的監(jiān)聽機器面前也感到熱淚盈眶。一種他不熟悉的感情出現(xiàn)了。這位好奇心十足的竊聽者還從劇作家的書桌上帶走了一本布萊希特的詩集，在這樣的句子面前流連忘返：“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我們頭頂著美麗干凈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動著／它是那樣潔白無瑕／而只要你從心底里相信／它就會一直在你身邊?！?/p>

誰為這樣的詩句而激動，誰就仍然有救。他繼而向上司提出由自己一個人來監(jiān)視這家人，這樣他就可以有選擇地記錄下一些無關(guān)緊要的東西。打字機的事情始終沒有出現(xiàn)在他的記錄當中。而在影片結(jié)尾處女主人供出了藏在自家過道地板下的“作案手段”之后，他竟然提前一步，在他的同行沒有到來之前，將這個燙手的東西轉(zhuǎn)移走了。他再次改寫了“劇本”也改動了自己的“角色”。比較起馬丁?斯科塞斯獲獎影片中的兩位“特工”，這一位竊聽者要有意思、有魅力得多。他走出了自己的“規(guī)定情景”，用自己的“性格”制造了另外一些場景，不僅使得劇作家躲過一場巨大劫難，也使得自己的人性獲得拯救。

導(dǎo)演兼編劇多納施馬克對此所作的解釋是：“你是有選擇的。”這就是我稱之為“倫理上的想象力”的東西。它指的是人們出于對自身的信任，決意過一種符合倫理的生活，覺得那是可行的。它既存在于生活當中，也存在于創(chuàng)作當中。人們感到自己需要有一種比現(xiàn)在的生活更好的生活，覺得自己可以“離地”，走進那樣一種生活中去，而不是永遠地被某種無能為力的感覺糾纏著。將一種倫理上的沖動稱之為“想象力”，是因為那樣做看起來是不可能的，是匪夷所思的，或者在別人眼睛里是大逆不道的。哪有一個“趴窩”的特工最終被自己的監(jiān)視對象所感染？當多納施馬克聯(lián)系運用當時東德一些辦公大樓進行實地拍攝，監(jiān)獄博物館的館長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據(jù)這位博物館館長說，在整個東德，像魏斯樂那樣“良心發(fā)現(xiàn)”的秘密警察，一個也沒有！而這位年輕人之所以堅持這樣寫劇本這樣來拍攝，是因為邏輯上這是可能的。這就是良心的邏輯，倫理上的邏輯。

多納施馬克的想象力來自“生活”，來自那些有想象力改動自己“劇本”的人的生活，他們是捷克的哈維爾、揚?帕托切克、伊萬?克利馬，是波蘭的米奇尼克、庫隆、里普斯基，是東德的比爾曼，匈牙利的基斯，他們都不是天生打算成為英雄的人，而是像《竊聽風暴》中的德瑞曼一樣，僅僅想不受干擾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后來也與德瑞曼一樣發(fā)現(xiàn)這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不可能，于是邁進另外一個爭取自由的空間。他們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會反問這樣做到底有什么意義？而最終支持他們的，便是一種對于自身倫理的要求：事情不能再這樣繼續(xù)下去了，應(yīng)當從改變自身開始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