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學潮與學風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時，蔣夢麟還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師杜威進行訪問。五四之后，蔡元培因發(fā)生如此大事，悄然離開北大，委托蔣夢麟主持北大校務。當時蔡先生對他說：大學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學校執(zhí)行校務。我把一切權(quán)力交給你，但是責任由我來負。蔡元培還囑咐說：“自今以后，須負極重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同上，第145 頁）

之后，蔣夢麟受蔡元培委托代理北大校長。因此，不久蔣夢麟乘火車抵京。蔣夢麟抵京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日刊》發(fā)表《蔣夢麟代辦北大校務啟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時不能到京。今請蔣夢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圖章交與蔣教授。嗣后一切公牘，均由蔣教授代為簽行。校中事務，請諸君均與蔣教授接洽辦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11 頁）

初到北大時，蔣夢麟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評價這場舉世聞名、影響深遠的學生運動。

7 月22 日，北大學生集會歡迎蔣夢麟。因為蔣夢麟深知蔡元培“‘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于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了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致用’的思想適成強烈的對照”（《西潮·新潮》第119 頁），因此他在即席演講中介紹了蔡元培的近況后又說：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精神是“怎么得來的呢？是從學問中得來的。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蔣夢麟還說，西方先進國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來文化積累的結(jié)果。“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幾？”講話結(jié)束時，他告誡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對這個，明天反對那個……終不是根本辦法。吾人若真要救國，先要謀文化之增進。”（《蔣夢麟學術(shù)文化隨筆》第145—146 頁）

1920 年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蔣夢麟與胡適共同發(fā)表《我們對學生的希望》。我注意到，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就對學生運動有看法。在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中，進一步表達了他們對學生運動的意見。

該文首先肯定了學生運動的貢獻有五個方面：一是“引起學生的自動精神”，二是“引起學生對于社會國家的興趣”，三是“引出學生的作文演說的能力、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四是“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jīng)驗”，五是“引起許多學生求知識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