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清華大學校醫(yī)院。

生我時，住在天津的爺爺奶奶來北京，下火車后從車站打了個電話問生了嗎？是男孩女孩？聽說是女孩，馬上買了回天津的票。

小時候兒，我特別喜歡姥爺?shù)臅?，姥爺每天早起要“站樁”，往那兒一站，張著嘴，半天不動！這時孩子們一點聲兒不許出。十一點半以后可以進他的書房看書，有中國的外國的，小孩兒的大人的書。他有幾位美國的好朋友，常送他東西，也送他外國兒童圖書，像《大象巴巴》、《安徒生童話》、《一千零一夜》，等等。

我看書，急著翻頁，免不了撕書，聽到撕書的聲音，他坐的皮轉(zhuǎn)椅“嗖”的一下子就轉(zhuǎn)過來了，我就得過去自己說打幾下兒。我小時候兒特笨，別人使眼色也沒有用。我姐姐撕了書，總是說：“打兩下兒吧！保證沒有下次！”我總是說十下兒。我母親說：“你下次別說十下兒就說三下兒?！笨晌疫€是老說十下兒，不知是嚇糊涂了還是怎么回事兒。

我受懲罰還因為砸了盆子摔了碗，吃飯說話，吃飯吧唧嘴。小孩兒有小圓飯桌，年紀小的先動筷子要受懲罰，飯再好吃，一邊兒罰站吧。吃完飯掃地，好多個孫子孫女兒，輪流掃地，掃不干凈要受罰。

從父母和家人的只言片語里我了解了一點點他們的青年時

代—母親懷我的時候，僅二十幾歲，是北大西語系的畢業(yè)生。父親在清華時，因為成績優(yōu)秀被留校教書。劃成右派后，因為他很能干，就以“勞改工人”身份被派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工地上去。實際上他是設計師，因為右派身份，而只享有勞工待遇。母親便作為父親的替罪羊，被下放到東北長春吉林畫報社。

姥姥口中的故事是：“國內(nèi)掀起了反右派運動，大家一再囑咐你爸‘大鳴大放，百花齊放’也不要發(fā)表意見！你爸守口如瓶，最風火的時期躲過了，沒被劃成右派。運動結(jié)束時，上級嫌清華大學右派名額不夠指標。瞧！就發(fā)了一次言也給打成‘后補右派’了，害得你媽被下放東北，北京正在大興土木，需要他留在北京發(fā)揮才能?！?/p>

母親說：“可你爸還真心為了祖國更好。”

母親被下放，我三歲，去東北還太小，母親就帶上了五歲的姐姐。母親本想把我托付給姥姥，但姥姥家已經(jīng)有一個孫子，一家之主是姥爺，收養(yǎng)孫子比收養(yǎng)外孫女順理成章，在姥爺眼里，小女兒的婚姻是不幸的，因而怨恨我父親。父母就把我送進離姥姥家最近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托兒所全托，一家四口從此拆到東西南北。

那幾年母親是怎么過來的，她不大愿意回答我們的問題，“別老問我這些越說越難受的事兒，好不好！”

那時是饑荒的時候，她談過一點點饑荒的事兒，“沒有東西吃，大家都浮腫，全裝病去醫(yī)務室拿大藥丸子充饑。那還是好日子呢！我下放孫老莊時……山坡上的樹皮被吃光，冬天，因為所有的樹都扒光了，樹凍死了，來年連吃樹葉的可能都沒有了?！?/p>

我姐姐在吉林畫報社幼兒園。夜里她把玻璃窗打破，穿著睡衣，沿著鐵路走，凍得不成人樣兒被大兵拾回來。她說夢見姥姥，想回姥姥家。與此同時，幼兒園還出了另一件事兒，一位阿姨懲罰一個北京下放右派家的小男孩兒，把他關到地下室里，后來給忘了。一周后孩子的父母來接，她才想起來，到幼兒園地下室一看，小男孩兒渾身是血，頭撞破了，手也抓破了，死了。母親嚇得立刻把我姐姐送回北京我姥姥家。

因為我父親是右派，幼兒園的阿姨對我特別不好。那年我三歲半，還不太會料理自己的起居。冬天阿姨懲罰我站在外面，“什么時候你學會自己穿鞋，什么時候我才讓你進來！資產(chǎn)階級也要自力更生，懂嗎？”我母親回到北京，看到我兩只腳凍得腫大，穿不進棉鞋，手也紅腫得像五根胡蘿卜，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