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大西洋城時，也到紐約北部一所舊私立高中去接受密碼訓練；接著被派到猶他州卡恩斯的沙努特，然后是喬治亞州的薩凡納——他和厄爾曾在那里的老旅館“狄索托”表演過；最后經過漢普頓路和啟程港，父親終于向“歐洲那場戰(zhàn)爭”出發(fā)，心下暗自希望能遇見弗洛伊德。他相信，留了三個種給妻子，自己一定能平安歸來。

他被分發(fā)到意大利一個空軍轟炸機基地，那里最大的危險就是被喝醉的人開槍打到、自己喝醉了開槍打人，或者掉進糞坑里——父親認識的一位上校就碰過這種事，頭上堆了幾團屎之后才被救起來。此外僅有的危險就是染了淋病的意大利妓女。父親不酒不色，所以安然度過二次大戰(zhàn)。

他搭乘海軍的運輸艦經過特里尼達，來到巴西——“像是說葡萄牙文的意大利”，他在給母親的信里寫道。回美國時，患了驚嚇癥的C-47駕駛員貼著邁阿密最寬的一條大道低空飛行，父親在半空中還認出了厄爾某次表演后嘔吐的停車場。

母親對戰(zhàn)爭的貢獻——除了替母校湯普森女中的同學會做點秘書工作——就是接受護理訓練。她參加了得瑞醫(yī)院第二梯次的助理護士課程，每周輪值一次八小時的夜班，另外隨時得遞補正缺——因為人手總是不足，這是常有的事。她最樂意到婦產科和產房服務——她太了解在醫(yī)院里生下孩子、卻沒有丈夫陪伴的感覺。這就是母親的戰(zhàn)時生活。

戰(zhàn)后不久，父親有次帶巴布教練去波士頓芬威公園看職業(yè)橄欖球賽，到北站搭車回得瑞時遇到一位哈佛同窗。對方以六百元賣給他們一部1940年的雪佛蘭四門轎車——比全新時還貴了些，但是車況良好，而且當時汽油便宜得出奇，一加侖大概只要兩毛錢。父親和巴布教練分攤保險費，于是我們家總算有了一部車。這樣父親在哈佛攻讀學位時，母親就可以帶弗蘭克、弗蘭妮和我到新罕布什爾的海邊玩。有一次愛荷華巴布載我們去白山，弗蘭妮把弗蘭克推進一個黃蜂窩，害他被蜇得好慘。

哈佛也不一樣了，教室里人擠人，到處是新面孔。斯拉夫學系的學生宣稱他們發(fā)明了美式伏特加，照俄國人的喝法，盛在高腳小玻璃杯里，冷冷的不摻東西——但父親還是喝他的啤酒。他改念英國文學，為了要提早畢業(yè)。

這時看不到幾個大樂團了；交際舞已經式微，很少人再當它是運動或娛樂。厄爾也老朽得不能再表演了。從空軍退伍后的第一個圣誕節(jié)，父親在喬登·馬許百貨公司的玩具部工作，而且又讓母親懷孕了：這回輪到莉莉。弗蘭克、弗蘭妮和我的名字都各有意義，但莉莉卻沒有——這件事一直困擾著她，也許一生都未能釋懷。

父親于1946年從哈佛畢業(yè)。得瑞中學剛換了位新校長，在哈佛教職員俱樂部跟父親面談過后，便給了父親一個職位——英文老師、外加兩門運動的教練——起薪2100元。也許是巴布教練說動校長這么做的。父親那年二十六歲，他接受了得瑞的教職，但并不把它當做終生職業(yè)。這只不過意味著他終于可以和妻兒一起住在貝茲家的房子里，跟愛荷華巴布和老熊厄爾為鄰。在他生命中這個階段，夢想顯然比學業(yè)更重要，說不定還勝過我們孩子；當然，更比二次大戰(zhàn)重要得多。（“他哪個階段還不都一樣。”弗蘭妮說。）

莉莉也在1946年出生：那時弗蘭克六歲，弗蘭妮五歲，我四歲。我們突然多了一個父親——說真的，他就像頭一次出現(xiàn)。過去他不是在戰(zhàn)場，就是在讀書，要不就帶著厄爾到處跑。對我們來說，父親根本是個陌生人。

他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在1946年秋天帶沒去過緬因的我們到亞布納海濱旅館。對父母而言，這當然是一趟浪漫的朝圣之旅——純粹為了懷舊。莉莉太小，厄爾太老，都不適合遠行，但父親堅持要帶厄爾一起去。

“看在老天的份上，亞布納也算是它的地方。”父親對母親說，“亞布納沒有緬因州，感覺就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