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月的時間馬雅可夫斯基和莉麗亞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他們之間的關系，還有對日常生活、愛情、猜忌、生活習慣等態(tài)度的考慮。他們決定暫時不見面也不通信。事實上他們托人相互傳遞過信件和便條。正如莉麗亞·布里克回憶：

我很生他的氣，也生自己的氣，我們都沒能遵守約定。但是，我無法不回他的信，我是那么地愛他，有時甚至會冒出“通信”的念頭。

盡管馬雅可夫斯基從來就不缺女人的關注，但是他依然會為莉麗吃醋，依然心甘情愿在莉麗的管束下生活。他一連數小時藏在大門口，為她警戒守候；給她寫了無數封信和便條，送花送書，甚至送裝在籠子里的鳥，暗示他是籠中之鳥，而他每次收到的回復僅僅是極短的便條。

這次分離使馬雅可夫斯基痛苦萬分，他的情緒經常出現波動：一會兒是喜悅與希望，一會兒又因簡短的回信而心生疑惑、愁緒滿懷。而莉麗亞則與他完全不同，她過著平常的生活。

正是在這種自覺接受家庭“禁閉”的情況下，馬雅可夫斯基完成了長詩《關于這個》（Про это）的寫作。這段時間他還寫了另外一些東西，1923年初它們被出版。

獨自居住在魯賓斯基胡同的“房船”里，馬雅可夫斯基不僅寫了許多情意綿綿的信給莉麗亞·布里克，而且在距離約定的解禁期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長詩《關于這個》的創(chuàng)作，此外還寫了日記。莉麗亞·布里克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瓦洛佳在根德里科夫胡同的房子里有個書桌，他死后我在書桌的抽屜里發(fā)現了一包寄給他的書信和幾張照片，還有一本他寫給我的記錄著《關于這個》創(chuàng)作時間的書信體日記。日記本被包裹在發(fā)黃的紙中，瓦洛佳從沒有和我談起過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