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 紀德，后來是薩特。我二十歲開始發(fā)表作品。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歡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弗吉尼亞·伍爾芙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段。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鐘聲》《復仇》。

離開大學后，我在昆明郊區(qū)一個聯大同學辦的中學教了兩年書?！缎W校的鐘聲》和《復仇》便是這時寫的。當時沒有地方發(fā)表。后來由沈先生寄給上海的《文藝復興》，鄭振鐸先生打開原稿，發(fā)現上面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小洞。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一個私立中學教了兩年書。1948年初春離開。這兩年寫了一些小說，結為《邂逅集》。

到北京，失業(yè)半年，后來到歷史博物館任職。陳列室在午門城樓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無幾。職員里住在館里的只有我一個人。

我住的那間據說原是錦衣衛(wèi)值宿的屋子。為了防火，當時故宮范圍內都不裝電燈，我就到舊貨攤上買了一盞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燈。晚上燈下讀書，不知身在何世。北京一解放，我就報名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

我原想隨四野一直打到廣州，積累生活，寫一點剛勁的作品。不想到武漢就被留下來接管文教單位，后來又被派到一個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聯工作。1954年，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自1950年至1958年，我一直當文藝刊物編輯。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我對民間文學是很有感情的。民間故事豐富的想象和農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鮮和韻律的精巧使我驚奇不置。但我對民間文學的感情被割斷了。1958年，我被錯劃成右派，下放到長城外面的一個農業(yè)科學研究所勞動，將近四年。

這四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yè)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里，一鋪大炕（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里爬到最西邊的被窩里）。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么回事。

1962年初，我調到北京京劇團當編劇，一直到現在。

我二十歲開始發(fā)表作品，今年六十八歲，寫作時間不可謂不長。但我的寫作一直是斷斷續(xù)續(xù)，一陣一陣的，因此數量很少。過了六十歲，就聽到有人稱我為“老作家”，我覺得很不習慣。第一，我不大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第二，我沒有覺得我已經老了。近兩年逐漸習慣了。有什么辦法呢，歲數不饒人。杜甫詩：“座下人漸多?！爆F在每有宴會，我常被請到上席，我已經出了幾本書，有點影響。再說我不是作家，就有點矯情了。我算什么樣的作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