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鄭智化是對的。在柏油路上蹣跚的現(xiàn)代人就像背著重殼的蝸牛，只能求得一間屋，而無法找到一個家。所謂鄉(xiāng)愁，已經(jīng)成了空房間里又古怪又奢侈的裝飾品。即使有一天，蝸牛漂洋過海去了，我們也只能像蔡明亮另外一部電影的片名那樣，互相問一聲：“你那邊幾點？”

想起那邊，其實也是想起那時；對一個地方的懷戀，其實也是對一段光陰的懷戀，懷戀在無法倒流的時間另一端駐留的人事風華。與侯孝賢和蔡明亮并稱為臺灣電影三駕馬車的楊德昌，在回到臺北整整10年之后，拍了一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來講述20世紀60年代的眷村，或者說是眷村的20世紀60年代。男生小四與女生小明之間那青澀的愛戀和幼稚的仇恨，導演用了將近四個小時的片長來細細描繪。在這部我看過的最長的臺灣電影的結(jié)尾，小四被拘捕了，他的朋友小貓王錄了一首《陽光燦爛的夏日》拿去送他。警員接過盒帶之后，隨手就扔到垃圾桶里去了。這個細節(jié)，要比整部的“青春殘酷物語”還殘酷。在影片上映的20世紀90年代，眷村已經(jīng)開始在一紙改建令下變得面目全非，那些又兇猛又美好的少年，即使沿著這部電影那21600英尺的膠片原路返回，也已經(jīng)找不到他們曾在那里歌唱和廝殺的地方了。所幸的是，被粗魯?shù)木瘑T所遺棄的燦爛夏日，卻通過黑夜里潔白的大銀幕保留了下來。就像偉大的電影人安德烈·巴贊所比喻的那樣，在電影里，我們聞到了時間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