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啟蒙運動從1936年由陳伯達最先提出，到1941年張申府最后一次提及，前后進行了四五年時間。新啟蒙運動從興起到沉寂的演變過程，以文化界的反響程度為界，可以分為三大階段。

一、“新啟蒙運動”的提出

（一）零星的呼喊

新啟蒙運動的正式倡導出現(xiàn)于1936年9月。新啟蒙運動各種主張的提出，則經歷了一個過程。早在“新啟蒙運動”這一名詞提出以前，文化界就有各種各樣的吁求。1934—1936年初思想文化界便有關于開展新的文化運動的零星討論。這些討論對新啟蒙運動口號的提出有思想先導和輿論準備的作用。

首先是王造時發(fā)出了“進行后期新文化運動”的呼吁和號召。

早在1932年，王造時就發(fā)表了《復興新文化運動》一文。在這篇文章中，王造時高度評價了五四運動，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確是一大解放，使舊社會的思想與制度，都失卻了尊嚴。五四運動，就是表現(xiàn)人民對于權威不客氣的反抗。”〔1〕五四運動的歷史功績表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五四運動開辟了通過思想革命為政治革命開道的新道路；第二，五四運動對傳統(tǒng)的思想和制度進行了全面的革命。“所有舊的倫理、道德、制度、思想，在新文化運動中，真是四面楚歌，都漸被搖動起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又是新文化運動不可磨滅的功績。”第三，五四運動“文學革命”的作用不可低估。文學革命不僅僅是文字問題，它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所以革文言的命，也間接就是革傳統(tǒng)思想的命。革的結果，白話給了我們一種比較容易傳達思想的工具，解放了許多受文言壓迫的人們。”第四，五四運動開出了中國社會文化的新局面。“經過新文化運動，民族經歷的解放，真是又如春雷發(fā)動，萬物啟蒙。什么思想的系統(tǒng)都有，什么改良的運動都有，五花八門，構成今古奇觀，在中國歷史上放一異彩。”〔2〕

在高度肯定“五四”的同時，王造時毫不掩飾對現(xiàn)實的失望，他嚴厲地譴責：“黨國以后，訓政以來，什么都完了”〔3〕，“新文化運動的影子沒有了”〔4〕。五四運動的參加者享受著高官厚祿，當代的青年沉迷于個人瑣細，毫無理想可言，而“舊思想正在運動復辟，舊制度正在卷土重來，舊人物正在借尸還魂，到處都在露出狐尾巴的原形”〔5〕。他聲色俱厲地指出：“現(xiàn)在真是一個‘反動’時期，一個‘反革命’時期”〔6〕，因此，“一九一七年發(fā)生的新文化運動，的確有它的價值”〔7〕。他號召進行一場“后期新文化運動”。

王造時對新的文化運動進行了初步的規(guī)劃，他倡導的“后期新文化運動”既是對“五四”的繼承，又是對“五四”的超越，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后期新文化運動應該繼承“五四”的批判工作，并擴大其范圍。“后期新文化運動，第一須將不合理的思想、制度、事例、風俗、習慣等等，徹底的加以掃除；換言之，應該繼續(xù)前期新文化運動的破壞工作。以前有許多地方，簡直沒有攻擊到，或攻擊而沒有致要害。因此‘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現(xiàn)在若不拆盡舊房子，新房子無從建起。”他認為：“前期的新文化運動，范圍還不夠大，有許多問題根本上就沒有討論；有許多問題，討論了而沒有到底。我們主張后期的新文化運動，應該包括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把一切舊的東西，都傾箱倒匣找出來，一一加以檢討，重新估定它們的價值。”〔1〕

第二，后期新文化運動，除破壞外，還要建設新的文化。王造時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缺陷是只注重消極方面的破壞，沒有注重積極方面的建設。因此，“后期的新文化運動，除了繼續(xù)破壞舊東西而外，還需提出有系統(tǒng)的主張，作公開熱烈的討論，以期得到新社會生活的方式”。他明確表示：“我們的唯一目的，在創(chuàng)造適合現(xiàn)代生活的新文化。”〔2〕

第三，后期新文化運動要經過一個長時間的過程。王造時認為，文化運動本來就是收效很慢的，需時很長的，須經過很大的“勢力”，才有相當?shù)男Ч?。若操之過急，是不會成熟的。前期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沒有很大的成功，不數(shù)年便歸于沒落，便是因為運動經過的時間太少，力量不強，因此，后期的新文化運動應該有一個較長的實踐，去充分檢查各種思想與制度，以期得到成熟的結果。“‘欲速則不達’，我們倒不希望一年半載有什么驚人的成績。”〔3〕

在文章的末尾，王造時呼吁：“前期新文化運動尚未成功，后期新文化運動仍須努力。”〔4〕在后面的行文中，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王造時的這些呼吁與新啟蒙運動的主張有許多驚人相似之處。

其次是愚公“開展啟蒙運動”口號的提出。

1935年2月，在國民黨的官方文化雜志《文化建設》上，發(fā)表了一篇《中國的啟蒙運動》，署名“愚公”。文章認為歐洲的啟蒙運動進行了一百多年，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而“中國的啟蒙運動，在那一年，我們還很不容易斷定”。當前，“努力于文化工作的人，是該來一個啟蒙運動的”〔1〕。

作者認為，把“充分的常識”教給一般的國民，使他們了解許多普通“事相”，使他們都能夠認識一點字，都了解國家生活和個人的各種基本概念，都不愚蠢，都不墮落，都尊重科學，都不迷信，都知道個人盡個人的責任……“這是比多訓練幾個畸形的天才，油腔滑調地高唱著似是而非的理論的人要好得多的”。而且，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隨便抓住中國的一個農民，如要叫他了解某種學問，尤其是某種學問中的某種學派，那該當有多少工作！第一步你得叫他識字，叫他進學校，叫他學這，叫他學那，然后他才把這一般應用的‘術語’學到了，然后才說得上了解什么學問”。

作者慨嘆：不幸的是，許多人竟然瞧不起啟蒙工作，恥笑對國民進行常識教育。恥笑的結果，就是造成了“文化的死圈”。這種文化死圈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文化人始終是文化人，無知識階級始終打不進這圈子里來；另一方面，“文化人中，因為畸形發(fā)展的原故，少數(shù)的聰明分子，果然十分文明也往往有之；然而他是孤獨的，不是集團的，是個人的，不是民族的。”如此，于人類有什么益處？于文化又有什么益處？作者認為，“努力把個人變做英國君子，即Gentleman那樣子，那不是我們現(xiàn)時的需要；我們需要的是全民族的文化”。因此，“當小學教師乃并非可恥的事，做啟蒙運動，才是誠懇地在那里為文化服務呢！”“所以我們覺得，現(xiàn)下的中國，是應該再來一次啟蒙運動的。”〔1〕

愚公關于啟蒙運動的主張，雖然是普及一般知識而言的狹義上的啟蒙，但是，畢竟在知識界喊出了“開展啟蒙運動”這樣一個響亮的口號。

另外，張申府聲稱，他在1934—1935年主編《大公報》的副刊《世界思潮》時，重提五四精神，就有倡導新啟蒙運動的旨趣?！?〕據采訪過張申府的美國學者舒衡哲說，張與陳伯達1936年過從甚密，陳從張那里獲得許多啟發(fā)?！?〕歐陽哲生認為，“新啟蒙運動中的理性、思想自由等口號顯然與張申府的思想引導分不開”〔4〕?？傊谛聠⒚蛇\動的口號提出之前，許多文化界人士對如何繼承五四精神、如何改變中國文化現(xiàn)狀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二）陳伯達提出新啟蒙運動

新啟蒙運動真正作為一個運動倡導并開展起來是在1936年秋，直接起點是中共北方局的改組。當時，中共中央派劉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劉少奇上任后，隨即提出要“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以便建立“廣泛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5〕。同時，改組了北方局，任命陳伯達為宣傳部長。同年秋天，陳伯達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精神，開始醞釀和倡導在文化界發(fā)動一場思想運動，即新啟蒙運動。

1936年9月10日，《讀書生活》第4卷第9期上刊登了陳伯達的《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者的自我批判和關于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一文〔1〕，這篇兩三千字的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進行“新啟蒙運動”的建議，并初步勾勒出運動的基本輪廓。

陳伯達認為“理論落后于實際”是當前中國尤其是哲學界的主要問題。雖然“新哲學在中國到處都已成為不可抵抗的力量”，但是，新哲學研究還存在不少缺點，新哲學者還是應該實行自我批判：第一，新哲學者對于中國的舊傳統(tǒng)思想，一般地缺乏有系統(tǒng)的、深刻的批判，而這種數(shù)千年來的傳統(tǒng)統(tǒng)治思想，目前卻正成為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賣國賊用來奴役中國人民意識的有力工具。陳伯達指出：“不和這種外‘仁義’而內則極殘忍的舊傳統(tǒng)思想作無情的斗爭；沒有看到這種舊傳統(tǒng)思想在四萬萬落后而黑暗的同胞中之鴉片的作用；沒有看到這種舊傳統(tǒng)思想在當前民族解放斗爭中之公開叛賣民族的作用（如鄭孝胥及其他樣式的鄭孝胥所同表現(xiàn)了的）；那么，我們在哲學上的爭斗，簡直就等于放走了最主要的敵人，同時也簡直等于拋棄了最廣闊的群眾。”第二，陳伯達認為，中國新哲學者，大部分關于哲學的寫作中，也還沒有很好地和現(xiàn)實的政治結合起來，這種“理論從實際游離出來”的做法使理論落后于實際的形勢十分嚴峻。

有鑒于此，陳伯達提出了他的主張：“新哲學家應該面著中國民族的和社會的爭斗，應該面著在腥血中，在饑餓中之現(xiàn)實的中國人民大眾”，“當著目前民族大破滅危機的前面，哲學上的爭斗，應該和一般的人民爭斗結合起來”。他呼吁：為著目前的困難，新哲學者應該在文化界組織“救亡民主的大聯(lián)合”，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新啟蒙運動”。這種啟蒙運動，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據自己獨立的根本立場，站在中國思想界的前頭，進行各方面之思想的爭斗，從事于中國現(xiàn)實之唯物辯證法的解釋”，另一方面，要團結一切忠于祖國的分子，組織一個反禮教、反獨斷、反迷信的聯(lián)合陣線。

陳伯達還提出：思想工作應該和組織工作同步進行，新啟蒙運動應該進行組織上的聯(lián)合。他倡議建立新啟蒙運動的組織機構——“中國新啟蒙學會”，并規(guī)定了這一組織的基本綱領：“繼續(xù)并擴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啟蒙運動，反對異民族的奴役，反對禮教，反對獨斷，反對盲從，破除迷信，喚起廣大人民之抗敵和民主的覺醒。”為實現(xiàn)這一綱領，陳伯達部署了九項工作：

第一，整理和批判戊戌以來的啟蒙著作；

第二，接受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號召，繼續(xù)對于中國舊傳統(tǒng)思想、舊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統(tǒng)的批判；

第三，闡發(fā)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之文化侵略，以及中國舊禮教如何轉成帝國主義者麻醉中國人民的工具；

第四，系統(tǒng)地介紹西歐的啟蒙運動及其重要的著作，介紹世界民族解放的歷史及其理論；

第五，大量地介紹新哲學到中國來，并應用新哲學到中國各方面的具體問題上去；

第六，在各地經常舉行哲學的公開講演會、辯論會；

第七，幫助民間組織廣泛的“破除迷信”的組織，組織各種式樣的無神會；

第八，和世界的文化組織、思想界名流，建立聯(lián)系，請求它們不斷地援助中國民族解放的事業(yè)，援助中國人民的新啟蒙運動；

第九，組織大百科全書的（編輯）委員會。

陳伯達要求“根據運動的每個參加者的能力和興趣，實行分工合作”，而新哲學研究者應該作為領導者“來共同發(fā)起這個偉大的新啟蒙運動”，這是目前救亡運動的一部分。〔1〕

時隔不久，他又在《新世紀》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1日）上發(fā)表了《論新啟蒙運動》。這篇文章是上文的補充，更具體地闡明了新啟蒙運動的意義。

陳伯達評價了歷史上的啟蒙運動之得失。他認為中國啟蒙運動濫觴于戊戌變法時期，但是戊戌啟蒙運動只是上層思想家的呼喊。辛亥革命在文化上也沒有引起一個普遍的群眾運動。五四運動才是文化上的群眾運動。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均收獲不大。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民族來了一個大逆轉”，文化上的黑潮又卷土重來。侵略者、漢奸“要把我們拉回中世紀時代”，提倡復古、提倡尊孔、提倡禮教，鼓吹盲從、鼓吹迷信；國內許多人向青年們灌輸“盲從權威”、“迷信獨斷”等口號，“數(shù)十年來，我們的先哲，我們的戰(zhàn)士，用血，用骨肉，所建造起來的新文化果實，隨著民族災難的發(fā)展，正在被人蹂躪著。在我們這里，自由的呼喊是在被人扼制著。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新文化，正在遭逢著被毀滅的危機。”

陳伯達呼吁，在這種嚴重的文化形勢下，需要組織全民族的抵抗來解除國難，同時也必須喚起全民族的自我覺醒。他指出：“我們反對異民族的奴役，反對舊禮教，反對復古，反對武斷，反對盲從，反對迷信，反對一切的愚民政策。這就是我們當前的新啟蒙運動——也就是我們當前文化上的救亡運動。在這里，我們要和一切忠心祖國的分子，一切愛國主義者，一切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一切理性主義者，一切自然科學家……結合成最廣泛的聯(lián)合陣線。”

陳伯達還努力厘清新啟蒙運動在近代啟蒙文化譜系上的地位，他對新啟蒙運動超越中國近代歷史上歷次啟蒙運動的可能性充滿自信。“我們的新啟蒙運動，是當前文化上的救亡運動，也即是繼續(xù)戊戌以來啟蒙運動的事業(yè)。我們的新啟蒙遠動是‘五四’以來更廣闊，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尤其是相對于五四運動而言，新啟蒙運動不僅要接受五四運動時期許多口號，如“打倒孔家店”、“德賽二先生”，而且需要以“新酒裝進舊瓶”，特別是要多方面地、具體地和目前的救亡運動相聯(lián)結。他具體區(qū)分了新啟蒙運動與五四運動的不同，指出新哲學者和“動的邏輯”〔1〕應該成為運動的主力和核心。但是，“新啟蒙運動結合的范圍是廣泛的”，對于“動的邏輯”承認與否，不是這種結合的“標志”（基礎）。新啟蒙運動結合的“標志”（基礎），應該是“保衛(wèi)祖國，開發(fā)民智”。當前救亡戰(zhàn)線的參加者包含各種各樣的社會階層，新啟蒙運動有必要盡量把握每一部分人積極的一面。他明確指出：新啟蒙運動只有在反對宗派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夠“廣闊地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