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這一歷史事件的何干之先生指出，陳伯達的這兩篇文章，“可說是新啟蒙運動最初的呼喊，也可說是新啟蒙運動的奠基石”，陳伯達因此也成為“首先有意識地把問題提出來”的人?！?〕值得一提的是，李新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通史》一書，1980年重印時刪去了新啟蒙運動一節(jié)，作者聲稱原因之一（雖然不是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場運動的發(fā)起人是陳伯達”，承認了陳伯達的發(fā)起人地位。而陳旭麓主編的《五四以來政派及其思潮》一書，雖然難能可貴地保存了新啟蒙運動的章節(jié)，但是，卻將這一運動發(fā)起的主要貢獻歸功于艾思奇，對陳伯達這位實際上最有影響的首倡者只字不提。更令人驚訝的是，該書在編寫該章節(jié)時，無論是史料、觀點，還是結構安排，都基本按照何干之先生的論述，唯獨在發(fā)起人一點上，沒有采納何干之的觀點。〔4〕

（三）艾思奇的響應

陳伯達“新啟蒙運動”的主張?zhí)岢龊?，首先響應的是上海的艾思奇?！?〕何干之記載：“艾思奇先生在《生活星期刊》雙十特輯所發(fā)展（表）的《中國目前的文化運動》就是緊接著陳先生的提出的一個響應。”〔2〕

艾思奇非常贊同在思想文化上再來一個新的運動。他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現狀使然：目前文化在中國是非常龐雜而又極不平衡的，因為它建立在中國這樣的龐雜而又不平衡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這種現象是怎樣造成的呢?艾思奇認為，這是由于過去的新文化運動沒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務：戊戌至辛亥和五四“兩次的新文化運動都沒有完成，它只好把自己的戰(zhàn)斗的血跡，和舊文化的殘遺一同留傳下來，目前的我們，就是這些血跡和殘遺的承受者”。而目前，“是要再來一個新的運動了”〔3〕。

艾思奇此文，主要是為了說明文化上需要再來“一個新的運動”的性質。他將當前文化運動的意義概括為兩個方面：第一，中國目前的新文化運動是以愛國主義為直接的主要內容；第二，目前的愛國主義文化運動具有民主主義性質。

新啟蒙運動是愛國主義的。“這一個運動的發(fā)生，是由于民族敵人的猛烈的、新的進攻的刺激，是由于亡國的危機的迫切，是由于民族敵人不但要滅我們的國家，而且正在用種種方法想毀滅我們的文化，使我們在文化上也要成為他們的奴隸。”有人以為愛國主義不是這一次文化運動的特點，因為一百年來政治上、文化上的運動，都是由于帝國主義侵略的刺激，帶了愛國主義的性質。艾思奇認為這只是片面的看法，因為“五四運動以前的文化運動上的愛國主義，是從改造自己出發(fā)的，但現在的運動，是在敵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處境之下發(fā)動，自己改造的余裕已經沒有了”。

新啟蒙運動又是民主主義的。民主主義在艾思奇那里，包含兩層意思：第一，新啟蒙運動是各種愛國勢力民主合作的大熔爐，“是要在民主主義的精神之下結合成文化上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在共御外敵的情況下，“不論是資本主義的文化要素也好，封建的文化要素也好，不論是實驗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只要你所發(fā)揮的是有用美點，都竭誠歡迎你到這運動中來?；蛘邠Q一個說法，目前的新文化運動，應該是一個愛國的自由競爭場……如果它的愛國的作用愈更發(fā)揮得多，那它就愈更出色；最能夠發(fā)揮這種積極性的文化，在這運動中就會占主導的地位”。第二，這場運動是反封建的。新的文化運動“并不是放棄反封建，封建殘遺在目前，仍是最容易被敵人利用的東西，對于封建殘遺的毒素，我們仍同樣要抱著最大的警戒”。當然，反封建也有一定的限度。“封建文化的遺產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他能發(fā)揮出一定的美點，或者在愛國運動上有一點一滴的助力時，我們都可以接受它。我們還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們也要毫無顧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如果套用后來毛澤東思想的話語來分析，也就是說，中日矛盾已成了主要矛盾，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降居次要的地位，與封建勢力的斗爭，也要服從抗日戰(zhàn)爭的大局。

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雖然在文章末尾號召大家參看陳伯達《哲學的國防動員》一文，但是，他通篇并沒有一處使用“新啟蒙運動”這一提法。這一方面反映了新啟蒙運動的倡議并未馬上在文化界內部引起廣泛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發(fā)起人內部的思想分歧。當時，國內環(huán)境還處于混沌狀態(tài)，未來的前景并不明朗，人們渴望新思潮的誕生，但又擔心爆發(fā)新的“名詞糾紛”，因此，對新名詞的出現持審慎的態(tài)度，“‘新啟蒙運動’、‘愛國主義’……我們暫時都可以不管它，我們所要認明的只是它的特點，它與過去的有什么不同處”〔1〕。他們對新啟蒙運動，只是關注，而非認同，至少對這個別出心裁的名稱還采取觀望態(tài)度。

幾個月后，艾思奇又發(fā)表了《新啟蒙運動和中國的自覺運動》一文〔2〕，對新啟蒙運動的愛國主義特征做了進一步的闡釋。該文在陳伯達相關論述的基礎上，對中國近代思想史作了分析。陳伯達在《中國的自覺運動》一文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分析了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覺醒過程。艾思奇贊同陳伯達的思路和方法，并對陳的觀點做了補充，其目的在于以此來進一步界定目前新啟蒙運動的性質，尤其是如何對待反封建問題。艾思奇認為：“啟蒙運動是文化上的自覺運動。文化上的自覺運動和社會政治上的自覺運動是分不開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文化上的自覺運動的出現，常常預示著一個社會變革運動的醞釀成熟。”因此，“文化運動的特征，也會和社會運動的性質有著根本的通共點”。那么，目前的文化運動是建立在什么社會運動的基礎之上呢？艾思奇認為，目前的“社會運動”是廣泛的愛國運動，與此相應，文化上的一切新問題的提出，也必然采取愛國主義的形態(tài)，“我們的新啟蒙運動，也必然要與民族解放和國防發(fā)生不可分的聯(lián)系，這是當然的事”。而且，這一個啟蒙運動不是五四運動時代的單純反封建文化的運動，而是要把一切文化應用到有利于民族生存的方面。國難的緊迫，也不容許完全推翻什么或建立什么，當前只能隨時隨地采取一切可用的工具去應付國難。因此，“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話，就是對一部分封建勢力攜手也在所不惜的”。

至此，艾思奇揭示了新啟蒙運動的性質和社會基礎，闡明了新啟蒙運動的民主主義（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愛國主義的兩大主要特點，并且已經“附和”〔1〕了“新啟蒙運動”的提法，在知識界面前，為新啟蒙運動的興起提供了一個討論的平臺。

二、新啟蒙運動的發(fā)展及其討論高潮

（一）文化界的討論

新啟蒙運動的主張?zhí)岢龊?，并沒有得到文化知識界的廣泛響應。當時的中國文化界，處于一個百舸爭流的時期。眾多思想學說、理論主張，繽紛呈現，并沒有哪一種主張成為主導思想。即便如此，那時的思想界，也都在反思當時文化界的問題與弊端，探索抗日戰(zhàn)爭與中國文化的出路。

當時圍繞三篇文章而進行的討論，影響很大。三文分別是：蔣弗華的《青年思想獨立宣言》，炯之（沈從文）的《論差不多》和朱光潛的《中國思想的危機》。

蔣弗華的《青年思想獨立宣言》和炯之（沈從文）的《論差不多》一起，被1937年1月出版的《書人月刊》轉載，評為當時思想界最有影響的主張〔2〕，而蔣弗華的文章更是受到多種刊物的青睞。

蔣弗華認為，在今日中國，中國的青年迫切地需要教育，需要最健全、最有效能的教育。他呼吁文化界停止一切制造名詞、搬弄觀念、歌頌偶像的工作，“也停止一切足以誘發(fā)青年淺薄的感情，汩沒青年的理性與自我的說教”。我們要的是一種中國的現代的實事求是的知識。他聲稱，“青年運動必須讓真正的原始的感情支配”，不要給太多的理性的責難；“給我們一些真實的感動，我們就會證明給你看不是五分鐘的熱度”。“但是切莫告訴我們許多的不相干的名詞與觀念；切莫讓我們知道你們是一些左派或是右派。我們懂得的東西誠然太少，我們的信念也實在單純，你們那些好的理論只有使我們茫然失措，我們毫不為政治而政治，不要在左派與右派之間選擇誰謀，所選擇的只是中國民族的生和死”。因此，他吁求，全國對于民族需要和自身需要具有覺悟的青年，趕快拋棄一切不健全的思想和信仰，走上救亡運動的道路。憑著自己所僅有的一點信念，挺直地站立起來。莫再傍人門墻；好“回到自己的天真，認清自己的愿望，樹立起自己的意見”。〔1〕

沈從文以“炯之”的筆名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fā)表的《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提出了“反差不多運動”的口號。他說：“近年中國新文學作品，似乎由于風氣的控制，常在一個公式中進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個好現象。我們愛說思想，似乎是得思得想。真思過想過，寫出來的文學作品，不會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擁護所謂某種固定思想，或追隨風氣，結果于是差不多。”〔2〕

蔣弗華和沈從文的文章都引起了左翼知識分子的注意。胡繩針對蔣的觀點，寫成了《論青年思想的獨立》一文。一方面肯定蔣弗華“把作為‘五四’時代的標志的青年思想獨立的口號，在今日重提，也是有著實踐上的進步意義的”，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商榷意見，指出，理智和實踐促成思想獨立，但是，所謂獨立不是在歷史和時代以外的獨立，思想要服從歷史和時代：服從歷史不是盲目地崇拜圣哲才智之士，而是接受人類的思想在漫長的歷史中發(fā)展到今天的最后的總結。“思想要和時代的發(fā)展一致，這是用不著怕人譏笑為學時髦的。”〔3〕

沈從文的觀點引起眾多左翼作家的批評。茅盾在第二年7月發(fā)表《關于“差不多”》，指出這一爭論的實質是沈從文把文學的時代性與藝術的永久性對立起來，“幸災樂禍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藝發(fā)展一步時所不可避免的暫時的幼稚病”，根本否定新文藝“作家應客觀的社會需要而寫他們的作品”的正確傳統(tǒng)。這場討論并未深入進行下去，但它所提出的問題卻具有很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這兩篇文章，打動了一向對于“當前文化事業(yè)”表示“懷疑不滿”的柳湜，“引起”了他去“考察”文化問題，又把他的“懷疑和不滿”更加“擴大”起來，寫成《國難與文化》，以求對“中國文化運動往何處去的問題，作一個系統(tǒng)的答復”。這本小書對當時的文化運動做了一個有系統(tǒng)的全盤考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個問題：其一，過去啟蒙運動留下的是什么？其二，目前中國文化運動的病癥在什么地方？他認為，過去文化運動未能普遍地興起一個全國國民的“頭腦改造運動”，非理性思想仍然盤踞著大多數人的頭腦，所以目前要“布置一個空前廣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運動”。遺憾的是，文化上統(tǒng)一救亡運動，到目前為止還在“醞釀時期”，目前文化運動不能開展為一個全民族的統(tǒng)一運動，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觀上的原因”是：第一，對于文化與政治的機械的了解，以文化作為政治的尾巴；第二，過于熱心政治運動，忘記了糾正過去文化運動中的缺點；第三，犯了關門主義與公式主義的錯誤?！?〕在分析了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并且剖析了中國文化運動以上缺點之后，柳湜對當前階段文化運動的特點、內容和方式做了初步的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的這些思想主張，屬于新啟蒙運動的范疇。

第三篇引起注意的文章是以自由主義姿態(tài)出現的朱光潛于1937年4月4日《大公報》發(fā)表的《中國思想的危機》一文。文章對中國舊思想的因襲性、保守性進行了批判，同時也分析了中國思想運動的發(fā)展困境，“中國知識階級在思想上現在所能走的路，只有兩條，不是左，就是右，絕沒有含糊的余地……我們中間有許多人感到這種不能不站在某一邊的嚴重性是一種壓迫”〔1〕。朱光潛的文章立刻引起許多共鳴，狄超白、沈于田（胡繩）對此還進行了激烈爭論，任白戈后來也發(fā)表了自己的意見，就思想與信仰、自由與統(tǒng)一等問題做了各自的探索。〔2〕

這一時期報刊上也有人直接對陳伯達新啟蒙運動的主張?zhí)岢隽伺u和建議。例如，江陵發(fā)表《展開中國新文化運動》一文，批評新啟蒙運動“倡導者所倡導的范圍過小，面目過左，沒有一般地、廣大地開展起來，因此雖然口口聲聲地說是全民族的自覺運動，應該廣泛地聯(lián)合，但事實上并未做到，不過仍是幾個新哲學者在討論，仍是幾個新文學者在要求吧（罷）了”〔3〕。他認為新啟蒙運動發(fā)起人主觀上“容量太狹和不曾把握住活的現實，的確阻礙了這一運動的發(fā)展”。江陵是站在朋友的立場，旨在推動新啟蒙運動的發(fā)展。同時發(fā)表的玉樞的文章，則明確反對新啟蒙運動的提法。雖然“作者沒有看過任何一篇論新啟蒙運動的文章”〔4〕，只是“道聽途說”，卻堅持認為“在目前中國抗敵的階段上，使用新啟蒙運動一術語，亦沒有正確的具體內容，而且最能使我們在這一術語中誤解救國的主張”〔5〕。

總的來說，除了上述兩篇文章外，這一時期知識界關注的焦點不在“新啟蒙運動”的口號和主張，但文化界知識分子所感受到的問題與新啟蒙運動倡導者是一致的。例如，朱光潛、狄超白和胡繩爭論的“好像是思想的危機，而骨子里卻在于思想自由這問題上”?！?〕思想自由問題，正是新啟蒙運動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思想文化界的討論，一方面深化了新啟蒙運動思考的問題，使新啟蒙運動倡導者吸收了討論中的積極成果，并且促使他們（胡繩、柳湜）對如何開展這一運動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另一方面，也為一些人轉向支持新啟蒙運動提供了一塊很好的踏板。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討論，促進了新啟蒙運動的發(fā)展。

（二）1937年的“五四”紀念與新啟蒙運動討論高潮的到來

1937年5月，五四運動十八周年紀念日來臨，文化問題成為各方面關注的焦點，這為新啟蒙運動的發(fā)展進入高潮創(chuàng)造了機會。當時，思想界各大報刊、團體就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并且提出了一個鮮明的口號：紀念五四運動，要展開新啟蒙運動?！?〕

張東蓀的《重新再來一個文化運動》就代表了這樣的認識。張東蓀認為：“任何政治上的改革與轉變必須先有一個文化上的大變化，換言之，即思想上的大變化為之先驅。”所謂“窮則變，變則通”必先見于文化與思想上，然后方可見于政治與社會上。要打破現狀，必須打破現狀所依據的文化根基，即理論基礎。張東蓀深切地感到中國現在是一個“萬木無聲待雨來”的狀態(tài)，甚至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況，因此，他號召進行一場“恢復人類理性”的文化運動?！?〕

另一篇比較典型的代表作是陳兆鷗（署名兆鷗）發(fā)表在《北平晨報》上的《五四紀念與新啟蒙運動》。這篇文章代表了眾多青年的共識。文章高度評價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文化運動，是愛國運動，更是一個猛烈的反封建運動。也是1925—1927年大革命的先聲。五四運動推翻了中國千古供奉的‘孔家店’，懷疑了四書五經，否定了文言，對于封建勢力給了有力的打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五四運動是一場典型的啟蒙運動。”文章號召在五四運動的基礎上前進。五四運動“雖是在歷史上建樹了不滅的業(yè)績”，然而，單純反封建的業(yè)績是不夠的。“為了承繼啟蒙運動而紀念‘五四’，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同五四運動同樣都是文化運動，是愛國運動，然而新啟蒙運動的特征不是像五四時代似的，單純地反封建，而是完全以科學的批判的精神，比較、研究、攝取過去的文化。新啟蒙運動要以科學的精神、民主的思想檢討產生這時代的原因，去“經營新的歷史階段”，而“建樹文化的正確的發(fā)展道路”。并且，“封建文化并不是惡劣文化的異名”，新啟蒙運動的開展，必須批判過去文化，克服過去文化的劣點，更要肯定過去文化、攝取過去文化的優(yōu)點。新啟蒙運動是和民族統(tǒng)一救亡運動配合在一起的，在國難危急的時候，要把一切文化應用到挽救民族危機上去。文章在末尾號召：“五四精神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千古不滅的美譽，五四時代學生層做了運動中的健全的先鋒，文化界做了最有力的支柱，紀念五四運動五四時代的精神開展新啟蒙運動，更需要學生層、文化界完成了更偉大的歷史使命。”〔1〕

總之，國難當頭時期的“五四”紀念，促使許多人把目光聚焦到開展文化運動上來，聚焦到新啟蒙運動上來。新啟蒙運動的討論，也隨之達到了一個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