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元甄的女兒李南央幾近控訴的文字《我有這樣一位母親》，曾在多年前的思想界掀起波瀾。私領(lǐng)域的事物再度曝光，比如家庭生活，夫妻間的日常齟齬，革命者的情欲關(guān)系，婆媳關(guān)系等，所有的問題的紐結(jié)在范元甄這邊：她多疑、暴戾、冷血，在這些多邊的折磨關(guān)系中，一個早熟的革命者怎么成了倫理視線中的瘋女人？但這并不影響她依然是一位“革命者”，除了背叛有關(guān)“女人”的普遍屬性，她從沒有背叛她自己——她痛罵定居海外的女兒是資本主義的走狗。在信仰的維度上，理性與瘋癲互為鏡像，母親會變成“圣徒—妖怪”。終極信仰與普世價值、垂直維度與水平維度、空間與時間的矛盾體，糾結(jié)在脆弱的母女關(guān)系中。向冷漠的歷史理性（必然性）討要母愛，這是李南央的誤判。千差萬別的個人已經(jīng)打包成人民意志，到了人民“蘇醒”成個人的時代，女革命者依然蜷縮在“政治信仰”的硬核之中，缺乏現(xiàn)實感以及時間性?；蛘哒f，一種革命的原質(zhì)性的存在看上去就像貝類生物一樣丑陋。如果沒有貝殼的包裹，這無形無狀的存在，作為本質(zhì)的形象，是人們不愿直視也不敢直視的。

據(jù)阿倫特考證，“革命”一詞在拉丁文中指的是某種宇宙運行規(guī)律。革命的深奧表征在黑格爾那里，就是歷史哲學(xué)，也即辯證法。革命如果是某種歷史內(nèi)核，是深不可測的“理性深淵”，那么孕育歷史萬物的母體，其顯與隱的運作，就發(fā)生在有關(guān)真理的話語實踐之中。當個人被拽入極端的實踐，這個個人應(yīng)該披盔戴甲，不是為了抵御敵人，而是為了抵御革命本身，比如曾志常常告誡自己的：盡點妻子的義務(wù)。

當革命被指派為身份功能的時候，殉道者的功績才具有時效性，這是政治的顯性運作。而當革命還原成某種思維模態(tài)，革命的隱性運作使得革命本身必然遭到懷疑。這并非意識形態(tài)之爭，女革命者沒有及時更換身份馬甲，就是說她們還沉浸在本質(zhì)即現(xiàn)象的同一性之中，無需征用原質(zhì)的母體形象，女人就是某種特別的母體。一個女革命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革命，她不用裝扮，她就是革命本身。因此，她們也顯得更加忠貞，或者更加頑固。

在作家老鬼（馬建波）的眼里，母親楊沫可愛又可恨。他懷著不可遏止的戀母情結(jié)——可能與其作家氣質(zhì)有關(guān)，盡可能地去理解母親的“反常”。回憶母親的文本，實際上是作家本人，攜裹著坎坷多艱的激情，刻寫自己的生命曲線。他在時間的單行道上，總結(jié)著母親晚年的“善行”，抱怨著母愛的匱乏。但在情感深處以及空間層面，母親不費一兵一卒，完全征服了兒子。一個紅衛(wèi)兵革命小將追憶老革命家，不肖之子書寫革命母親，“革命”話語搭建起層疊結(jié)構(gòu)，參差對照，《母親楊沫》是作者不自覺地完成了的有關(guān)革命的隱性書寫：他不關(guān)心成敗，他注重火焰本身。革命的煉金術(shù)在于鑄造不屈而高貴的靈魂。

這些智慧、美麗而勇敢的女人，被歷史看見的女人，被兒女書寫的母親，當她們老了，被后來的人們冠以“馬列主義老太太”之名。她們刻板，嚴厲，不近人情，不可理喻，甚至歇斯底里，這些性格形象意味著她們把全部的激情與愛，都獻給了一種主義，無對象，無客體，正如她們年輕的時候，愛一個男人和熱愛共產(chǎn)主義是對等的一樣。她們并不通曉政治，她們只知道“愛”，無條件地愛。如果要審判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就意味著審判一個“女人”，如果女人是非政治的，那么審判女人就具有政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