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及其性交換——以母親形象、妻妾形象為例

在中國文化的譜系中，“家”是一個溫暖的字眼。家庭是中國人情感運作的第一界面，是承載傳統(tǒng)文化的樞紐地帶，是決定人際關系親疏遠近的唯一尺度。從宗族家庭、父系家庭到夫妻家庭的歷史演變中，有關“家”的核心價值，是在人們的情感體驗中得到確認的。這些核心價值與個體生命的存在意義、歸宿感、準宗教情緒、安全感、充實感相關，并以家庭生活的實際效果來衡量一個人是否幸福，是否快樂，是否健康。當一個人處于極端糟糕的境地時，人們會形容他“如喪家之犬”，“斷子絕孫”是最惡毒的詛咒。國家意識的具體落點依然是“家”，所以才有了“國”與“家”的漢語聯(lián)合詞組，而英文中的“NATION”與族群相關，“COUNTRY”則與地理意義相關，漢語中的“國”則與“家”相關。

正是“家”凝聚了中國人的宗教、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生活，所謂價值共同體，其內核就是“家”。儒家文化的天、地、君、親、師，不僅是一種社會組織原則，同時還是內在的精神結構，其中各項的矛盾對立與轉換并置構成了人們的世界觀、政治觀和倫理觀。因此，家庭場域的私人性并不突出，個人是婚姻關系的產(chǎn)物，婚姻關系受制于宗族原則，而宗族則成了國家與民眾之間的中介物。個人進入集體就像水融入水中，兩者的關系不是對立的、二元的，反而是同構的、蔓延的、網(wǎng)絡狀的。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恰恰是極其活躍的家庭生活，使得女人的身影像幽靈一樣，游走在文化的集體無意識中。

中國人的家庭生活作為最基本的道德實踐，對男人的要求其實更為嚴苛。在歷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其主要的言說對象是男人?？鬃诱f“唯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實際上是把女人放在了“君子道德”的對立面，就是說傳統(tǒng)文化并沒有要求女人去做“君子”，嚴格履行“禮”。這本身就意味著，被劃定在“內闈”之中的女人，在家庭生活的內部，有了相對寬松的操作自由。女人游弋在文化內核的邊緣區(qū)域，而作為道德理想的總體化身——國家，對男人實施步驟嚴密的個體訓誡，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經(jīng)典《大學》中的“齊家治國”，就是先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才能治理好國家。而女人是“齊家”這項道德事務的協(xié)助者，但實際上卻成了主要的操作者——習語中有“男主外，女主內”的說法。

成為操作者，并不意味著在傳統(tǒng)文化的架構中，女人的家庭地位就得到認可。因為在妻妾制度、父權中心、生育制度、婚嫁習俗以及性生活的運行過程中，女人的選擇權受到限制。但從文化自身內部來看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容易陷入迷宮式的話語陷阱中。并且作為歷史書寫的缺席者，我們聽不到女人自己的聲音，我們只知道這些女人是母親、妻子、小妾、女仆、女兒、內室、家眷等。

對于家庭的起源問題，人們最熟悉的回答是恩格斯的版本。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恩格斯將家庭放在政治經(jīng)濟學的框架里，認為人們組織家庭是為了私有財產(chǎn)得到傳承與延續(xù)，家庭承擔了人類自身的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功能。但對于男女雙方共同承擔的這項生產(chǎn)任務，女人的付出并沒有獲得相應的回報，正如無產(chǎn)階級一樣，女人成了家庭內部的無產(chǎn)階級。于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來，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是在同一時間發(fā)生的。恩格斯強調：社會經(jīng)濟領域的生產(chǎn)方式與生產(chǎn)關系決定了家庭內部的各種關系，而消除私有制的共產(chǎn)主義革命是女性獲得最終解放的必然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