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時，人心所感覺的預兆，是政治要荒頹了，而此一時期的文學卻親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雖當時已是政界領(lǐng)導，但其作品仍不失為普通平民之私己談吐。如其《短歌行》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現(xiàn)的十足是一首普羅大眾的平民詩。與《詩經(jīng)》《離騷》及漢賦明顯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繼承父風，從此樹立了文學獨立，與政治脫離了關(guān)系。

當時曹操已受漢帝之封為魏王，封地并賜九錫，照老例，他所寫的《述志令》應該莊嚴端重，曹操卻寫得輕松而有親切感，正如羅斯福的《爐邊談話》一般。按照當時外交辭令，應合乎當時政治文體，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談些從年輕時期起的生活瑣事，不成其為令，講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閑話家常，卻成了一種風格與前不同的新文學。

至于賦這方面，到了三國時期，有王粲出來，初在荊州，后從曹操，有《登樓賦》，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寫成，只寥寥數(shù)百字。當時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寫《寡婦賦》。

此種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說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談的都是沒有價值的，卻生出了價值。

文學的創(chuàng)作難，模仿則容易發(fā)生毛病，但講文學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學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來模仿它的，卻變壞了、雜了，因此又得有文學的翻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話文的變化。

總的來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應該看重曹氏父子所領(lǐng)頭的建安文學的。后來的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軍，他作的《出師表》，亦如與朋友話家常，學的是曹操。曹操倜儻風流，其下屬羊祜累官升至尚書左仆射，當其都督荊州時，輕裘緩帶，身不披甲，學的亦是曹操。曹操在軍中，意態(tài)安閑，如不欲戰(zhàn)。曾用火攻敗操于赤壁的周瑜，當作戰(zhàn)時，背后卻在聽戲，學的也還是曹操。

（摘自第十八篇《文章的體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