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之爭

“勞動力市場”本來是市場經(jīng)濟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在文件中徑直這樣命名，卻碰到了“釘子”。“反對者的理由是，提出‘勞動力市場’，必然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擔心在政治上引起不良反應。”83歲的高尚全告訴財新記者。當時，他是起草組市場體系分組的負責人。

從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大，正式文件都是用“勞務市場”的概念。

《決定》起草過程中，也有人建議用“勞動就業(yè)市場”。當時“勞動力市場”一詞之所以成為禁區(qū)，同在市場體系分組的張卓元認為，主要是因為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主持起草的一位理論權威曾加了一句：“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不是商品，土地、礦山、銀行、鐵路等等一切國有的企業(yè)和資源也都不是商品。”

為了摒除意識形態(tài)的羈絆，高尚全曾征求了幾位中央高層的意見并獲得認可。

11月3日，距離十四屆三中全會只有11天了，此事仍未有定論。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起草組關于各方面對《決定》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和修改情況的匯報，高尚全列席。

“那次本來輪不到我發(fā)言，但實在憋不住了，要不然，‘勞動力市場’根本就出不來。”

在日前接受財新采訪時，高尚全仍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一口氣提了五個“為什么要提勞動力市場”。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一條理由，是說“勞動力市場”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市場，也是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勞動力這個最活躍的生產要素不能進入市場，統(tǒng)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就很難建立起來。

江澤民當場問道：“提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高尚全覺得很有把握：“中央只要提出來，肯定能接受！”

流金歲月

“50條”行動綱領提出確定了“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改革戰(zhàn)略。重點突破需要切實行動。

“50條”面世一個月后的12月15日，國務院相繼做出《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和《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其中，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石破天驚：從1994年1月啟動稅改，現(xiàn)行的地方財政包干體制為分稅制所取代；1994年1月匯率并軌，建立以市場匯率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幣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著手的稅制改革，將“統(tǒng)一稅制”作為主旋律，建立了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新的流轉稅制；1994年1月啟動的金融改革，確立了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以及政策性金融與商業(yè)性金融分離的金融組織體系……

按照改革參與者之一樓繼偉事后的總結，這次涉及價格、稅收、財政、金融、外貿、投資等多個領域的整體性改革，“基本建立起了市場配置基礎上的國家宏觀調控新機制”。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為重要的一次制度建設里程碑。”多年后，一些參與者和觀察者們仍然難以忘懷當時改革的流金歲月。

這組“自上而下”的配套性改革，后來被研究者稱為“最小一攬子改革”，亦即改革方略中的“重點突破”。靠此次強力操作，改革走出了計劃和市場的拼盤式思維，確立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框架，校正了經(jīng)濟中的扭曲，步入帕累托改進的道路。

現(xiàn)任央行行長周小川最近分析說，當時那場改革的重點就是破舊立新，讓價格合理化，市場起作用。在這里，價格主要連接著分稅制、增值稅和外匯體制三項改革，其結果，實質性地克服了完善價格體系存在的兩大基礎性障礙，即價格形成機制中含流轉稅不平等的問題，以及國內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不平行的問題，奠定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