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一文中說:“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lián)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愿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nèi)钥梢曰ハ嗯??!?/p>
這里不討論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魯迅之手,也不討論該文的口氣是否有宗派傾向,更不想說文中稱“鴛鴦蝴蝶”的貶損輕蔑是否妥當,只是想讓讀者知道,所謂“鴛鴦蝴蝶派”,作為一種文學流派,確實存在而且風光一時。
中國文學史是一部關于文學繼承和發(fā)展的歷史。新文學革命中誕生的新文學,與內(nèi)容、形式更多繼承傳統(tǒng)文學的舊派小說,在現(xiàn)代中國文壇是并存和相互滋養(yǎng)的。很多文學史家,將舊派小說稱為通俗小說,我們也姑且不論對錯。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時間范疇,這是常識。正如毛澤東所說,只有文野之分,并無高下之論。明末清初誕生的《金瓶梅》《紅樓夢》等經(jīng)典小說,在當時也被視為通俗小說,這是事實。
被魯迅或某些人稱為“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是以上海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話書寫的小說。它們已超越了志怪、傳奇、講史、神魔、狎邪、俠義、公案小說的遺風流韻,在新思潮的影響下,更多關注社會、世道、婚戀和人生。以雅文學自居者,即以調(diào)侃、戲謔并帶有貶義地將這類一開始多寫才子佳人后來又著重表現(xiàn)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變、世道歧路的作品,統(tǒng)稱為“鴛鴦蝴蝶派”作品。這既失之公允又不準確,更顯示這些論家和史家的審美能力的低俗。
葉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說如《窮愁》《貧女淚》等,林語堂的《京華煙云》,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鵑的《風雨中的國旗》,秦瘦鷗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鴛鴦蝴蝶派”創(chuàng)作的影響那代人的優(yōu)秀作品。
包天笑在他主編的《小說畫報》創(chuàng)刊號卷首語中說:
蓋文學進化之軌道,必由古語之文學變而為俗話之文學,中國先秦之文多用俗話,觀于楚辭、墨、莊,方言雜出,可為證也。自宋而后,文學界一大革命,即俗話文學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說一道,近世競譯歐文而恒出以詞章之筆,務為高古以取悅于文人學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進化之旨遠矣。
此論,比不上胡適、陳獨秀所倡導的新文學革命的宏闊視野,但在繼承文學傳統(tǒng)、反對迷信舶來的東西方面,卻有清醒的認識,其進步意義不可小覷。
所謂“鴛鴦蝴蝶派”,并不像語絲派、新月派及創(chuàng)造社那樣有組織,有文學綱領,有社團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組成小團體,出版刊物,也沒有明確的組織綱領或者系統(tǒng)理論,甚至連名稱都沒有。這個小說流派是由無數(shù)創(chuàng)作個體構(gòu)成的獨特文學景觀。鑒于他們對文學的獨特貢獻,理應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沒有得到客觀的歷史評價,甚至他們那被人冠上的“香艷”、充滿鄙視的“鴛鴦蝴蝶”之名,都沒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趙眠云、范煙橋、顧明道、鄭逸梅等蘇州小說家組織了文學社團“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組織了青年文學社團“蘭社”,是對“星社”的呼應,并形成掎角之勢。其成員有施蟄存、戴望舒、張?zhí)煲怼⒍藕獾?。為了加強交往,“蘭社”專程到蘇州訪“星社”,并在閣門酒家、吳苑茶室聚餐品茗,聯(lián)歡交流了整整兩日。施蟄存在《〈逸梅選集〉序》里記曰:“兩個社團的社員,可以說都是‘鴛鴦蝴蝶派’的青年團員,桴鼓相應,互通聲氣?!笔┫U存的短篇小說集《江干集》,特請“鴛鴦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雛等題詩。
施蟄存等經(jīng)過“鴛鴦蝴蝶派”的影響、扶掖,成長起來,壯大了自己的聲勢,其作品既有“鴛鴦蝴蝶派”的痕跡,又有新文學的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