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52年寫道：“世界日益沒有希望……歷史的本質越發(fā)神秘……所剩下的唯有順從。盡管萬物中都有著來自外部的威脅，我仍然看到了新的——或者，更好的——古老‘秘密’的來臨?！?/p>

因為看不到阿倫特20世紀50年代寫給海德格爾的信件，所以我們無從得知她對上述信件的回應。她對雅斯貝爾斯抱怨過，說在給海德格爾的信中難以做到完全坦白，還說他們不可能對本質的問題——納粹時期——有共同的理解。雅斯貝爾斯表示贊同，解釋說海德格爾“真的不了解，也不打算了解是什么樣的魔鬼驅使他做了那些事情”。海德格爾顯然希望阿倫特能夠促成他與雅斯貝爾斯的和解：“你是雅斯貝爾斯與海德格爾之間那個真正的 ‘與’（and）”，但事實證明這是徒勞的（實際上，阿倫特在1956年寫給丈夫的一封信中提及，雅斯貝爾斯曾經給她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她與海德格爾斷絕聯(lián)系，但她不愿這樣做）。

20世紀50年代之后，海德格爾的哲學聲譽再度上升，尤其在他的反映個人哲學轉向的著作得以發(fā)表后。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阿倫特一到歐洲，依然會去拜訪海德格爾一家，送他們禮物，并著手安排《存在與時間》的英譯。但他們之間聯(lián)系的強度開始減弱，或許是因為海德格爾不再需要她，又或是因為某些無法言明的事情，這些事令阿倫特裹足不前。但是她從未忘記從海德格爾那里獲得的智識上的教益，這一點在她成熟期的作品中表現(xiàn)得日益明顯。當她最具哲學抱負的著作《人的條件》的德文版《積極生活》（Vita Activa）1960年出版的時候，她把這本書送給了海德格爾，所附的短箋上寫道：你將看到，這本書并沒有言明獻給誰。倘若我們之間有圓滿結果的話——我是說我們之間，而不是我或者你——那么我就會問你，我是否該把它獻給你。它源自弗萊堡的最初時光，在這個意義上，它是源自你的。情況就是如此，這對我來說似乎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仍然要以某種方式告訴你事情的真相。然后，她在一頁紙上寫下了如下獻詞，并把它放在文件中：

《積極生活》

這本書的獻詞是空缺的。

我該如何把它獻給你呢，

我最信賴的人，

我依然忠誠于，

和已不忠誠于的人

一切全然是出于愛。

海德格爾從未對《人的條件》做出回應，這深深地傷害了阿倫特。正如她后來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提到的，這也許是海德格爾對她以思想者自居的懲罰。在這一點上，她可能說對了。假如我們將阿倫特在該書中所要成就的目標考慮進去的話，那海德格爾的沉默就更好理解了?！度说臈l件》以海德格爾必定理解的方式，宣布了與他的哲學的基本方面——尤其是他對政治和哲學之關系的存而不論——的分離。通過捍衛(wèi)公共領域“積極生活”的尊嚴，反對自以為是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e），阿倫特試圖將純粹哲學與政治思考（thinking about politics）區(qū)分開來，后者需要自己的話語，遵循自己的規(guī)則。

1964年，阿倫特接受了德國一檔電視節(jié)目的訪談，當采訪者介紹她是一位“哲學家”的時候，她打斷了：“恐怕我要對此提出抗議。我確實不屬于哲學家的圈子。我的專業(yè)領域，如果必須得澄清的話，是政治理論。我不認為自己是哲學家，也不相信哲學圈子已接受我?！边@并非不實的謙虛之辭；她那時已然明了，哲學與政治領域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緊張，正如她所說的那樣，她希望“用不曾被哲學蒙蔽的眼睛”去審視政治。

在采訪者的繼續(xù)追問下，她解釋說，知識分子一般難以清晰地思考政治，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在萬物中都看到了理念的作用。她對采訪者說，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知識分子，“虛構了關于希特勒的理念，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可怕的、值得思索的事情！這完全是發(fā)人深省的事情！遠遠超出常態(tài)的事情！我認為，那是荒誕的”。在接下來提及思想家難免會“陷入自己的理念”時，她顯然想到了海德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