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她的私人札記中，她曾寫過一篇名為“狐貍：海德格爾”的簡短寓言，將他描繪成一只陷入自家理念巢穴的可憐動物，以為那個巢穴就是整個世界：從前，有個不知狡猾為何物的狐貍，它不僅被困在陷阱中，而且不能區(qū)分什么是陷阱，什么不是……他把陷阱建成了自己的巢穴……“那么多狐貍到我的陷阱中來訪問我，我是最好的狐貍?！边@當中也有某種真理在：沒有誰比終生坐在陷阱中的狐貍更了解陷阱的性質(zhì)。海德格爾又在他的巢穴中待了五年，而后終于放下架子跟阿倫特聯(lián)系，并寫短箋感謝她對他七十五歲生日的祝福。他在其中給了她帶有諷刺意味的贊美，稱“盡管看到了她最近的著述”，但他仍然認為她是忠于哲學天職的。堅冰終于在1967年融化，有一次，阿倫特到弗萊堡演講，出乎意料地發(fā)現(xiàn)海德格爾坐在大廳的后排位置。于是，在眾多（大概討厭海德格爾的）聽眾面前，她以對海德格爾的歡迎作為演講的開頭，他很感動。從那以后直至1975年阿倫特遽然離世，他們之間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guān)系。她再次開始了每年一度前往弗萊堡的朝圣，與昔日的老師進行著悠長的漫步，跟他討論著語言的本質(zhì)，并為《存在與時間》的英譯而不辭辛勞。在這最后的八年里，他們之間的信件變得更有哲學意味，更為溫柔，反映了他們對彼此的尊重。

和雅斯貝爾斯不同，阿倫特從未正面問過海德格爾政治問題，對他偶爾發(fā)表的政治評論，也不置一詞。她更為關(guān)注的是作為哲學家的海德格爾，她贊揚他的解釋天賦（“從未有人像你那樣閱讀”）與哲學抱負（“通過思考形而上學和哲學的終極問題，你為思想開辟了真正的空間”）。埃廷格教授解讀他們之間后期的通信時，將阿倫特描繪成一個盲目的傻瓜，惋惜她為了海德格爾著作的英譯和幫助他推銷手稿而虛擲光陰。埃廷格還提到了阿倫特1969年致海德格爾的獻詞“馬丁·海德格爾的八十華誕”，以此作為她“不遺余力淡化和辯解海德格爾對第三帝國的影響和支持”的證據(jù)。阿倫特會為任何人的納粹主義辯護？！這種想法是荒謬的。然而，阿倫特在正文中的確只字未提海德格爾任校長一事及他后來所做的自我辯護，僅在腳注中涉及。對此，我們確實要問：為什么？

漢娜·阿倫特常常引用拉希爾·瓦恩哈根的一句箴言，即他對保守主義歷史學家弗雷德里?！し病じ模‵riedrich von Gentz）的評價：“他以對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象?！边@正是她對海德格爾的最終看法，她愛他的知性激情，但也對他無力區(qū)分顯然的真理與顯然的假象這一點看得很清楚。她知道海德格爾在政治上是危險的，但認為助燃了這種危險性的正是啟發(fā)了他的哲學思考的激情。海德格爾的問題正是一切偉大哲學家所面臨的問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必須培育和保護他們的思想不受世俗的干擾，但也必須讓他們遠離世俗的政治事務(wù)，這種事務(wù)是其他人（公民、政治家、行動者）的事。

距離第一次聽海德格爾關(guān)于“智者派”的講課四十五年之后，阿倫特在1969年提筆追憶當日情形，她首先想到的是，宛如與一個為了“激情的思考”而活著的人相遇，他為了目的的堅定而遺落了“完美的事物”。阿倫特沒有淡化海德格爾那一嚴重決定的意義，她認識到那是一種“專業(yè)上的變形”（dé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一種從一開始就與哲學形影相隨的“對暴政的向往”所促成的。阿倫特在未完成的研究《心靈生活》（The Life of Mind）中還在沉思這個問題，試圖了解是否可以通過重建思考、意志和判斷之間的區(qū)別來解決它。直至生命的最后時日，漢娜·阿倫特依然致力于解決海德格爾的問題。

當海德格爾背負著納粹校長的可恥印記重返教席之時，他的同事譏誚道：“君從敘拉古來？”此言后來廣為人知。這當然影射的是柏拉圖三赴西西里島，冀望年輕的戴奧尼素依歸哲學和正義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