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類暴君并不多見，他們對權(quán)力的控制也往往不堪一擊。蘇格拉底認為，存在著另一個更為常見的由暴虐靈魂組成的階層，但他們不是作為統(tǒng)治者，而是作為教師、演說家、詩人——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知識分子進入公共生活的。這些人可能是危險的，因為他們已被思想“灼傷”了。一如小戴奧尼素，這類知識分子對心靈生活富于激情，但與哲學家有別的是，他不能控制激情；他冒冒失失、充滿狂熱地投入政治討論、著書立說、發(fā)表演講、提出建議，其間，他的無能與不負責任的特質(zhì)暴露無遺。這些人自詡為獨立的思想家，其實他們不過是受心魔驅(qū)使、渴望贏得浮躁的公眾認可的普羅大眾罷了。這些人的聽眾通常是青年，他們或許會感到內(nèi)心激情涌動；這種感覺有其裨益之處，一旦疏導(dǎo)得當，就會賦予青年榮耀，給城邦播撒正義。然而，如果青年們意欲將激情完全用于正道上，就需在智識上接受自我控制的教育。

蘇格拉底很明白這一點。但這些知識分子缺少蘇格拉底的謙遜和教育關(guān)懷，他們的聲譽依賴的是對激情的刺激而非疏導(dǎo)。蘇格拉底指出，在致使民主淪為暴政的路上，這類知識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他們驅(qū)使年輕人的心靈走向狂熱，最終其中的一些人——也許是最聰明、最勇敢的那幾個——會將思想付諸行動，并在政治上實現(xiàn)其暴政野心。這類知識分子心滿意足地看到自己的觀念發(fā)生了效用，便搖身一變?yōu)楸┚挠梦娜?，一俟暴君掌?quán)便創(chuàng)作“暴政頌歌”。

蘇格拉底在《理想國》中引入了令人憤慨的“哲學王”的概念，以便讓他的對話者們擺脫在思考知識分子與暴君關(guān)系方面止步不前的局面。哲學王——無論是天生的還是后天教養(yǎng)的——將會把知識分子與暴君一并摒棄。哲學王是一個“理念”，這里的“理念”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需求實現(xiàn)的某種合理的思想目標，而是蘇格拉底所稱的“夢境”，提醒我們哲學生活和政治需要若要取得一致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改革暴政或許不是我們力所能及的事，但智識上的自我控制則是我們可以做得到的。當知識分子發(fā)現(xiàn)自己陷于政治與智識上的腐敗之際，智識上的自我控制就會引導(dǎo)他做出第一選擇，即抽身而退。談到居于不完善城邦中的真正的哲學家，《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將他的命運比作“一個身陷野獸群的人，他既不愿混跡于其中行不正義，也沒有強大到足以抵抗所有野獸的地步”。哲學家將這一切都考慮了進去，于是，他保持：平靜并照看好自己的事情——正如一個處在風暴中的人，當風吹來塵土和雨水的時候，他只能站在矮墻下躲避?？吹絼e人無法無天，他對自己可以過完全擺脫不正義和邪惡行為的生活而感到滿意，并懷著崇高的希望優(yōu)雅而歡欣地抽身而退。這是否意味著柏拉圖所想象的哲學生活是完全不參與政治的呢？恐怕不是。在發(fā)表了關(guān)于風暴中的哲學家的演說之后，《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接著說，這樣一個人過的不是最好的生活，因為只有在一個善好的城邦中，“他才會獲得更多，既獨善其身也兼濟天下”。進而言之，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真實生活中的蘇格拉底因為反抗暴政而被處以死刑，他對抗的并非外顯的政治表現(xiàn)，而是暴政在人的心靈中的心理根源。蘇格拉底本人所表征的哲學生活首先就是反暴政的生活，這是一種高貴的生活，因為它對自身的暴虐傾向懷有最高度的自覺。

正是這種自覺區(qū)分了敘拉古的柏拉圖和迪恩的行為與20世紀歐洲知識分子的言行。因為柏拉圖和迪恩已追隨蘇格拉底的范例，清除了自己靈魂中所有的暴虐，所以他們能夠理解戴奧尼素統(tǒng)治的本質(zhì)所在，他們?yōu)閿⒗琶庥诒┱龅姆N種努力也都是正當?shù)摹０乩瓐D和迪恩都希望，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戴奧尼素能夠轉(zhuǎn)向哲學并看清自己行為之不義、著述之愚蠢。他們寄望于以言詞而非刀劍與暴政搏斗。他們失敗了，并在余生分道揚鑣，柏拉圖回到了雅典，而迪恩走向戰(zhàn)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