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7月，當我在黔南的平浪鎮(zhèn)看到那么多的被留守在貧困山區(qū)的農(nóng)村孩子時，我的靈魂被徹底震驚了。

平浪僅僅是黔南的一個鎮(zhèn)，留守在中學和小學的學生占全鎮(zhèn)中小學人數(shù)的70%。三都水族自治州的山區(qū)留守孩子更多，每個鄉(xiāng)村小學的留守孩子達到90%。

三都縣的高硐小學，留守的孩子寄宿在學校，白天的教室既是課堂又是飯?zhí)?。晚上，所有的課桌拼在一起，教室又成了宿舍。60多個孩子擠在一間狹小的教室，教室在晚上又成了新的代名詞——宿舍。這樣的宿舍沒有床，沒有熱水洗澡。學校的食堂破破爛爛，甚至連坐下來吃飯的地方都沒有。

這一幕，是我在中國教育改革30年后的2014年7月看到的真實情景。

學校的學生已經(jīng)放假，而我站在高硐小學的教室里，卻能看見那些空空的課桌上躺在黑夜里的孩子們。他們的雙眼在教室的屋頂，他們的臉在屋頂?shù)闹醒耄麄兊纳顓s在遠離城市很遙遠很遙遠的過去。

在三都的有些學校，留守的孩子，在公路邊上偷搶，被派出所拘留后再送回學校。有的反反復復，偷了，搶了，拘留了，再送回。

墨沖的一些學校，留守學生被社會上的吸毒人員帶壞，開始吸毒。

2013年，黔南的一些學校住宿的學生才剛剛能洗到熱水澡。這在城市人看來最簡單的生活需求，貴州黔南的留守孩子卻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實現(xiàn)洗個熱水澡的愿望。

我在黔南走向大山的路上一直沉默，我無力張開我的嘴巴，無力發(fā)出我的聲音。我無力拿起筆在紙下那些沉重的漢字符號，也無力睜大我有病的雙眼，去幫孩子們求助些什么。

我在貴州黔南都勻，在平浪，在三都，在高硐，在水族自治州，我眼前的山區(qū)農(nóng)村沒有一家工廠企業(yè)，沒有大的超市，沒有像城市一樣熱鬧的工業(yè)區(qū)。生活在貧困山區(qū)的農(nóng)民如果死守在當?shù)?，靠土地上長出來的莊稼生活，那么貧困的符號，就是他們終生的代名詞。他們或者他們的孩子也將終生背負著貧困，老死在山里。

中國山區(qū)的農(nóng)民為了改變貧困，用他們上田的赤腳一步步流著血踩在了城市的鋼筋水泥地上，也把血和淚留給了山區(qū)里陪伴孩子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堅硬的鋼筋刺穿了他們的靈魂，刺穿了他們在城市委曲求全的心臟。

但是他們?yōu)榱怂Φ糌毟F，仍然繼續(xù)艱難地掙扎在城市人漠然的眼睛里。

他們的孩子被迫留守在山區(qū)、留守在農(nóng)村。

他們的孩子被迫流動到城市，流動到城市郊區(qū)幾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活著的意義對他們而言是生，是死？是希望看到孩子的未來？他們從不知道。

這樣的辛苦帶給沒有陪伴的孩子的未來又是什么？他們從不去想，也沒有時間深刻地去思考。

他們內(nèi)心所承受的疼痛和無聲的眼淚誰能讀懂？

我的白內(nèi)障、神經(jīng)性病變的眼睛流不出眼淚，我已視線模糊，身心疲憊。

就在我要寫《回家：中國留守報告（黔南閱讀）》這本書時，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大門剛剛張開一絲縫隙，那一絲微弱的光亮能把理想和現(xiàn)實最早地照進山區(qū)里6000多萬留守孩子的心里嗎？能把這絲微弱的光亮也能照到踩在城市的鋼筋水泥地上勞苦的農(nóng)民工和3000多萬仍然在城市的邊緣流動求學的農(nóng)村孩子嗎？

我愿意自己失明，把這光亮留給孩子們。

我愿意孩子們重新朗讀著100多年前梁啟超先生寫的《少年中國說》：中國的未來在少年，少年是中國的希望。

我愿意這一代被迫留守在農(nóng)村的孩子和被迫流動在城市的農(nóng)村孩子，他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